一篇散文，为人民子弟兵树起一座英雄丰碑
《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中外引起了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原因在哪里？它的创作经过是怎样的？我第一次听魏巍讲《谁是最可爱的人》创作背景是在1990年8月17日。这一天该文中提到的“活烈士”李玉安来到北京西山八大处甲1号魏巍家。此时我正在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任主任，是魏巍培养起来的文艺战士。他打电话让我前去陪客，实际上是给我一个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
魏巍端详着这位身穿中山装、满腮白胡茬儿的老人，惊喜地说：“李玉安同志，想不到你还活着！”李玉安激动地说：“活着，活着，这不来看你啦！”两位老战士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魏巍深情地回忆了当年创作《谁是最可爱的人》的经过。那是1951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112师担负穿插任务，他们成功地穿插到三所里、龙源里、松骨峰，切断了敌人的后路。南逃之敌为了夺回生路，拼命地向112师扑来。北援的敌人为了接应南逃的溃军，也疯狂地扑向112师。面对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美军，112师承受了最大的战场压力，整个战场杀得天昏地暗。
松骨峰是美军争夺的要点，在这里守卫的是112师335团1营3连，他们打了最悲壮的一仗。美军集中了32架飞机、18辆坦克、几十门榴弹炮和千余名步兵向3连进攻。我3连官兵用血肉之躯拼死抵抗，打败了美军无数次进攻。最后，3连仅剩下7个人，仍顽强地坚守住了阵地。师指挥所听到3连在松骨峰的壮举时，所有在场的同志都肃然默立，流出了眼泪。战斗结束后，112师师长杨大易去了3连阵地，看到一生难忘的场面：阵地前沿堆满了几百具美军尸体和打乱摔碎的枪支。牺牲的我3连官兵，有的紧紧抓住敌人的机枪，有的手中的手榴弹沾满了敌人的脑浆，有的嘴里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战士邢玉堂、2排副排长王健候身上的余火还在燃烧，他俩的身子压着敌尸，牙齿和指甲深深地嵌进敌人的皮肉里……事后，杨大易将3连阵地的情况告诉了前来采访的魏巍，又陪同他重访了3连阵地。
魏巍说，他当时要找3连幸存的官兵采访战斗的经过，但全连除牺牲和重伤送往医院的，只剩下一名通讯员。后来，他找到了一营营长王宿启，《谁是最可爱的人》的素材都是王营长流着眼泪向他讲述的。
1951年2月，魏巍完成了3个月的朝鲜采访，回国后便奉命到《解放军文艺》任副主编。他开始抓紧时间写出在朝鲜的见闻和感受，特别是松骨峰战斗的场面在他脑海里频频出现，激励他不得不动笔。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题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的情况下从心里蹦出来的，从情感的浪潮中跳出来的。”魏巍越说越激动，他几乎忘记了接待客人。他说，我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最根本的原因是志愿军战士的英雄气概、英雄事迹是这样的伟大、感人。在写作中，魏巍从20多个最为生动的故事中，几经推敲、删减，最后选定了3个最能表现英雄本色的典型事例。由于感受深刻，下笔如有神，一气呵成，一天多时间就完成了。稿子写好后，交给《解放军文艺》主编宋之的征求意见，宋主编看后首先被感动了，当即说：“马上送《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社长邓拓看了这篇文章十分激动，破例决定将此文放在《人民日报》头版社论位置发表。
《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共提到了13位烈士的名字，由于当时战场的特殊情况，谁死谁活很难了解清楚。后来，出现了两名隐功埋名、含辛茹苦、为国奉献的“活烈士”李玉安和井玉琢。
1990年8月的一天，原志愿军355团给魏巍打来电话，说《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的烈士李玉安还活着，他来老部队送小儿子参军，想见一见魏巍。这才有了今天李玉安来到魏巍家，两位老战士叙旧交谈，回忆当年松骨峰战斗和创作《谁是最可爱的人》的经过。
魏巍谈了创作经过像亲历一场战斗场面，此时才想起喝水。他给李玉安续上一杯茶，自己也呷了几口，疑惑地问：“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为什么不来找老部队？”李玉安这才讲述了当年在朝鲜战场负伤后的情况。当时，李玉安胸部负了重伤，昏迷六七个小时后，被朝鲜人民军的一名司号员救下了阵地，3天后由友邻部队送往野战医院，做了开胸手术，才幸免一死，后来又转回国内治疗。伤愈后，因伤残复员到老家黑龙江巴彦县兴隆镇，在粮库当了一名普通工人，默默苦干了几十年。“比起牺牲的战友，我算幸运多了。娶了老婆成了家，生活不错了。这次要不是小儿子想当兵，我也不会来麻烦老部队，更不会来麻烦你了。”李玉安朴实、敦厚，实话实说。魏巍听了十分感慨，动情地对李玉安和我说，李玉安是1946年参军的老兵，在解放四平、天津和渡江作战中，多次立功。但他从不向人炫耀自己的功绩。复员到地方40多年，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做贡献。那时他月薪不足百元，要维持8口之家的生活，十分艰难。但他从来没有向政府和老部队伸过手。他不仅在战场上是“最可爱的人”，在和平建设时期，也是“最可爱的人”。会见结束时，魏巍把一部精装的长篇小说《东方》和一部《魏巍散文集》赠送给了李玉安，并在书的扉页上题写了：“您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又详细地询问了李玉安现在的家庭情况，热情地安排他吃、住、行，还向李玉安的老部队和家乡有关部门，专门写了“活烈士”李玉安的英雄事迹，建议解决他的生活困难和落实复转军人、伤残待遇等问题。
三部长篇小说，唱响了革命战争三部曲
魏巍先后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为：我国第一部全景式地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巨著《东方》、我国第一部全景式地描写红军长征的长篇巨著《地球的红飘带》、反映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壮丽画卷《火凤凰》。创作时间的顺序是自然形成的，按战争时期排列起来，应是：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整体构成了革命战争三部曲。
魏巍创作长篇小说《东方》，开始是在1959年到河北省邢台驻军187师代职写作的。那时，我正巧入伍来到这支英雄的部队。在团里欢迎新战友的大会上，我代表新兵发言并朗诵了自己创作的一首小诗《走，报名去》。到会的师政委周树青回师部向魏巍介绍有个新兵叫王石祥，是个乡办中学教员，已入了党，和学生一起应征入伍，代表新兵发言很有激情，还当场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小诗。魏巍对能写点东西的新战士特别关注，非要亲自见见。于是，第二天我被领到师部见这位大作家魏巍。过去只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上读过《谁是最可爱的人》，今天就要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名人了，我心情非常激动，又有点腼腆和紧张。待我这个列兵向面前的大校首长敬礼时，扬起的右手有些颤抖。魏巍亲切地让我坐在他身边，深邃的目光透过近视眼镜温和地望着我。听了我的情况汇报后，魏巍对团政委说：“这个小伙子不错，要培养他搞文艺创作，就把他放到红2连吧！搞创作没生活不行，首先要当好一个兵。”这样，我一直在红2连生活、锻炼了六七个年头。开始，连队的紧张生活忙得我没时间写东西，有打“退堂鼓”的想法。师政委和魏巍同志不断地到连队来看我，问我感觉苦不苦、累不累。开导我：“磨刀不误砍柴功，有了生活一定能写出东西的。”还指示连里领导适当地给我一点业余时间搞文艺创作。每天晚上班务会后，班长总要我拿出当天写的诗歌念给大家听，战友们纷纷传抄，挺受欢迎。我写的诗歌大都是在行军路上、演兵场上朗诵，有的写在连队黑板报上。团里新闻干事把我写的较好的诗不断投递到军内外报刊，经常在《战友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及《人民日报》、《诗刊》等报刊上发表。两三年工夫，我写的诗稿装了一大麻袋。师政治部选编、打印了我的诗集《兵之歌》，经魏巍和师政委推荐，寄给了时任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著名诗人田间同志，经他审选、编排了目录，推荐给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就是1964年出版的我的第一本诗集《兵之歌》。应该说，是魏巍同志引导和帮助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
魏巍在我师创作《东方》，待了好长一段时间。节假日，我有时请假去师部拜望魏巍首长，他还执意留我吃饭。我一个列兵哪敢和首长一起吃饭。只记得有几次，我和师部公务员一起去邢台城里为首长买过稿纸。
长篇小说《东方》，创作的时间较长，前后跨越20年。后来“文革”，魏巍也受了冲击，被迫停笔数年，“文革”后才陆续完成。当1979年《东方》出版后，魏巍及早签名寄给了我，此时我已从连队调到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搞歌词创作。我先读为快，感到格外亲切、动人。读后曾写过一篇学习心得，发表在当时的《战友报》上。
《东方》的显著特点是，作者不仅描绘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包括主要的战役和战斗，而且巧妙地把统帅部和基层指战员联系起来，把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联系起来，把前方和后方联系起来，把国外和国内联系起来，驾驭全局，精心结构，纵横捭阖，挥洒自如，背景广阔，气度恢宏。为了创作这部作品，魏巍动用了他全部的生活积累。他不仅三次入朝采访，还先后深入冀中农村和北京长辛店二七车辆厂调查研究和挂职锻炼。人们读后不禁掩卷惊叹：这本书里有多少令人喜欢、令人景仰、使人深思、使人怀念的英雄、优秀人物啊！著名作家丁玲在《我读东方——给一个文学青年的信》中写道：“……《东方》是一部史诗性的小说，它是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的宏伟业绩的史册，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是一座雕塑了各种不同形象的英雄人物的丰碑……从《东方》的七十几万字里，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发展，是比较清楚的，对约二十来个主要人物的描写，其个性也是比较分明的。作家花了很大的精力科学地组织起这部长篇，笔力始终不懈，感情贯穿到底。这在只有一般文学基础，刚刚开始写作的人是难以达到的，即使与魏巍同时代、功夫较深、有成就的作家也不是随便能够达到或超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