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的原因，项英的“三山计划”。
1、项英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的原因
有的分析是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皖南特殊等。
2、项英的“三山计划”
最后决定绕道的路线时，项英是作了遇到袭击时坚持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坚持战斗的准备的，并且主要是考虑了新四军各部队善于在山区地形进行作战的因素的。
只不过在北上的实际过程中，由于他对蒋介石等的反动本性认识不足，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不充分，故在皖南事变中遇到袭击时，还等不到我军到达广德、宁国一带就被围歼，连他本人也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
扩展资料：
皖南事变历史背景
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对华中的新四军军部所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反共摩擦活动。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致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的“皓电”。
“皓电”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了种种攻击和诬蔑，并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皓电”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国民党一手炮制“皖南事变”留下哪六大谜团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7-06-24
首先，皖南事变发生前，德、日、意三国同盟成立，使英、美和日本的矛盾正日趋激化。在这种形势下，亲英美派的蒋介石是不可能对日妥协投降的。
德、日、意三国结成同盟前，英国为了保持其在华利益，采取了以牺牲中国人民利益求得与日妥协的绥靖主义政策。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英、日矛盾逐步加剧，英国在对华政策上逐渐放弃了对日绥靖，而转向支持中国抗战以牵制日本。
1940年6月，德国击败法国，威逼英国。9月27日，为了积极准备扩大重新瓜分世界的法西斯战争，德、意、日3国在柏林签订了《同盟条约》，3个法西斯国家的军事同盟正式形成。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严重影响。
日本依仗着三国军事同盟的强大实力，为了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在加大对中国共产党开辟的解放区的“扫荡”力度的同时，加紧了对蒋介石政府的诱降活动，企图“以华制华”，引诱国民党当局投降。德国法西斯希望日本实行南进政策，直接对英、美作战，以便把英国兵力牵制在远东，并将美国注意力转移到太平洋方面来，故主张日本早日从中日战争的泥坑中拔出脚来，在太平洋方面采取积极步骤。为此，德国再次扮演劝降角色，加紧了对国民政府的劝降活动。英、美在“东方慕尼黑”阴谋破产后，则因担心日本南进危及自己的利益，一改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妥协的绥靖政策，转而赞助中国抗战，加紧拉蒋以遏制日本。法西斯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英国于1940年10月13日重新开放封锁了3个月之久的滇缅公路，接着又宣布了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的决定。
1938年10月，日本在占领武汉、广州后，自认为对华战争大局已定，遂对外交方针做出重大调整，公开对“门户开放”原则提出挑战，企图以所谓的“新秩序”来取代旧有的远东华盛顿体系，这就严重损害了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为维护自身利益，美国积极援助中国抗战，希冀通过拉住蒋介石、利用中国来遏制日本的扩张。
1938年12月15日，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桐油贷款2500万美元。这笔贷款数额虽然不大，但确系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向中国所提供的第一笔贷款。它标志着美国在援华抗日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在给予中国贷款的同时，美国在外交上也对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表示了强烈的不满。12月30日，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照会指出：“美国政府不承认，任何一个国家有必要或有理由在一个不属于它的主权的地区内规定一个‘新秩序’的内容与条件，并自命为这‘新秩序’的掌权者及司命者。”
1939年3月，日本在占领中国海南岛之后，提出了对南太平洋的主权要求。同年4月，日本又宣布统辖中国南海诸岛，把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美、英、荷等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5月，日本内阁又要求美、英承认日本有管理上海外国租界和控制厦门鼓浪屿的权利，并且加紧了对天津美、英租界的封锁。日本的狂妄野心与咄咄逼人的态势，促使美国为遏制日本而对中国抗战采取更进一步支持的态度。
1939年7月，美国宣布废除1911年签订的《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无疑对日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由于受美日贸易巨大的利益诱惑，美国这时并未放弃与日本进行贸易往来，仍然把大量的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日本是个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是很难发动并支持大规模侵略战争的。
1939年9月，因英、法等国在欧洲战场上一败涂地，无暇东顾，日本蠢蠢欲动，准备南进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由此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这一事件震撼了美国朝野。美国国会经过1个月的辩论，最终取消了《武器禁运法》。1940年1月20日，《美日通商条约》正式废除。随后，美国对日立场日渐强硬。同年3月29日，日本操纵的汪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昭然若揭。“罗斯福和赫尔迅速克服了他们早先认为再援助蒋介石就会同东京形成对抗的顾虑。反之，他们感到更重要的是要表明美国援蒋和反对汪伪政权的态度。”于是，美国又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贷款（滇锡贷款）。1940年7月，日军侵入印度支那北部，直接危及英国通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殖民地生命线。美国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宣布对航空汽油和高烷点的废金属实行出口限制，随后又宣布对日禁运废钢铁。据统计，日本消费石油的80%、钢和废铁的90%来自美国。由于日本钢产量的50%是供应陆、海军的，美国对日禁运废钢铁直接影响了日本冶金工业的发展，从而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军火生产。9月25日，针对日本已将侵略行动扩大到印支半岛，美国决定向中国提供第三笔援华贷款2500万美元，从财政和军需品方面对中国的抗战予以支持。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公开表示是“针对美国战争贩子的”。美国受到了来自德国、日本的双重威胁。此后，美国为对抗日本南进的企图，对日态度更趋强硬。10月，当蒋介石再次向美国求援时，罗斯福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反应。11月4日，美国修改了《中立法》，这意味着中国可以直接向美国购买军火。11月30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正式承认南京汪伪政权。就在同一天，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承认合法的按照宪法程序产生的重庆中国国民政府。同时，罗斯福针锋相对地发表对华财政援助说明，宣布美国将给予中国1亿美元贷款和50架新式战斗机。12月29日，罗斯福为答复丘吉尔来信，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明确宣告:“美国人民应当充分认识法西斯对世界和美国的威胁，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最大的兵工厂’。”美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反法西斯倾向和态度渐趋明朗。
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后，苏联已经认识到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只是时间问题，因而十分担心德国从西面进攻、日本从东面进攻，使自己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为了避免东西两面受敌，苏联根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继续积极以大量贷款、军需物资援华抗战，以利用中国捆住日本帝国主义的手脚。
1940年12月，面临德、日法西斯威胁的苏联为了使自己避免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局面，加大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力度，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华帮助中国军队掌握苏联武器的使用方法，并协助中国军队作战。与此同时，苏联给蒋介石提供了大量的飞机、大炮、汽车等军事装备，包括最新出品的轰炸机和驱逐机250架、多种口径的大炮300多门、轻重机枪1300挺、载重汽车300辆及汽油等。
总之，自德、日、意签订《同盟条约》后，英、美、苏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都积极拉拢蒋介石，国际形势对中国抗战是有利的。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是不会离开抗战阵营的，因为对日妥协投降会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境地。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种变化，仍然认为对日妥协投降是蒋介石集团发动皖南事变的重要因素，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其次，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的疯狂侵略，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自身安危受到严重威胁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被迫加入抗日的行列中。虽然这时国民党并未完全放弃对日妥协政策，也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了其时刻不忘“根绝赤祸”，但不可否认这时其主要倾向是抗日。在日本侵略者“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的危急时刻，蒋介石非常清楚，这时我们“不奋斗就是灭亡，不血战就是要束手待毙”，只有“守定一贯不变的国策，坚强抗战”。皖南事变之所以后来未发展为全国内战，从国民党方面来说，实际上也主要是受到中日矛盾的制约。在皖南事变发生后，日本不仅没有坐视蒋介石的反共行为，反而对蒋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1941年1月26日，日本集中了近7个师团的兵力分3路向河南大规模进攻，发起豫南战役，包围了国民党汤恩伯、何柱国、李品仙等部“剿共”军队15万人于平汉铁路以东。此次战役日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很快占领了沁阳、上蔡等地；国民党军各部仓促应战，遭受很大损失。日本之所以大规模地发动豫南战役，并不是对蒋介石反共不满。相反，日本发动豫南战役是由于对蒋介石的抗日不能容忍。这也从反面说明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与日本的政治诱降没有直接联系。
再次，从历史发展的事实看，日本的诱降活动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1939年11月，日本开始实施其诱降蒋介石的所谓“桐工作计划”。日本参谋部今井武夫和铃木卓尔通过香港大学张治平教授与宋子文的弟弟、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宋子良拉上关系，以图打通与蒋介石的联系。1940年3-6月，双方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会谈，由于日方提出承认“满洲国”、华北驻兵权等苛刻条件，中方不能接受，谈判陷入僵局。时至9月，日蒋之间进行的秘密谈判实际上已经停止。在实施“桐工作计划”期间，日本又开辟了一条诱降蒋介石的“钱永铭工作”通道，日本内阁外相松冈洋右通过江浙财阀巨头、时任中国交通银行总裁的钱永铭洽谈，联络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道路。“钱永铭工作”至10月也未取得任何进展，11月30日也被迫停止。日本诱降蒋介石的阴谋终未得逞。
由以上可见，为妥协投降扫清障碍并不是蒋介石集团发动皖南事变的重要因素。
国民党是否有制裁新四军的周密预案
新四军成立之初，其江南部队归顾祝同第三战区节制，江北部队归李宗仁第五战区节制。抗战初期，新四军与国民党军双方配合默契，关系融洽。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中，均保存大量国民党表彰新四军“精忠报国”、“英勇杀敌”、“不胜钦佩”之类的嘉勉电文。
然而，蜜月短暂，好景不长。随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从1939年夏天开始，在其内部文电中逐渐出现对新四军“制裁”、“剿办”、“以遏乱萌”等用语。1940年夏天，华中磨擦日趋紧张，重庆军委会办公厅为避免出现制裁新四军时宣传方面的被动，建议“对该军奖勉电文宜减少，措词亦酌量慎重，免被假借扩大宣传”。从此以后再也不见对新四军的任何嘉奖。国民党之所以停止内战，承认国共第二次合作，固然是为日军大举侵华、寇亟祸深、民众抗日呼声日隆之形势所迫，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用蒋介石本人后来的懊丧话说，是“自信太过”。“自信”什么呢?“自信”能借国共合作寻机吞并共产党。孰料经过两年多抗战，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不仅没有被消灭或削弱，反而越发壮大了，八路军、新四军由成立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之众，这是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武汉失守以后，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论调影响下，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妥协投降逆流逐步抬头。在得到偏安西南的喘息机会后，蒋介石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共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上。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和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所谓“处理异党活动办法”的反共秘密文件，从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在华北磨擦被八路军粉碎之后，转而将磨擦重心由华北转移到华中。
华中新四军尽管发展迅速，但是饷弹两缺，且分散于大江南北、淮河之滨，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分割包围之中。为此，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几次向延安建议派八路军主力越陇海路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合力开辟苏北敌后，以打开华中局面，达成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194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八路军增援华中的指示。绝非巧合，就在延安下令八路军增援华中的次日，月22日，3 在蒋介石、何应钦主持下，国民党军令部制订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该方案在第一部分《方针》中明确提出:“国军以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异党之目的，以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部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之联系。预期于6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势力。”从该方案的第二部分《部署概要》中可以看出，国民党为达此目的，拟出动的正规部队计有第21集团军李品仙部（至少1个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第89军及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 92军李仙洲第部（另附第一战区骑第2军第2师何柱国部）以及各“进剿”地区内之地方游击团队。
国民党军令部拟制的这一方案，企图在3个月内“剿灭”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如“剿灭”不成，最低限度也要将其压迫于长江以南，然后再作“有效之处置”。该方案一旦实施，势必挑起国共之间在华中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为便于保密、掩人耳目，何应钦在方案原稿上将“异党”、“异军”、“新四军”一律改为“伪组织”、“伪军”。蒋介石对方案也作了多处亲笔批示。在《方针》部分，蒋批示:“此用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须纪律最严明，政治知识最充实之官兵编组之，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在《部署概要》部分，蒋氏认为:“此项恐不能实施，在淮海以北地区，如用正规军与之斗争，不能奏效，或反吃亏。”在《附记》部分，蒋又对“进剿”时间过长提出异议:“此种进剿不可用长期计划，只要侦察准备时间充分，若一开始动作，最多不能过半月，必须用最迅速移动与之一网打尽。如果半月时间未能奏效，则可暂时向安全地区集中，作第二期进剿办法方为妥当。整个正规军在淮河以北地区防剿至半月以上，即使伪军不能阻碍我行动，而僵寇亦将乘机来攻也。”可见，在国共和日伪三角斗争错综复杂的华中敌后地区，蒋介石对上述“进剿”方案能否顺利实施并不十分乐观。事实上，直到皖南事变发生，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方案尽管几经修正，但终究还是没有能够如愿实施。
为防止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北渡，国民党第三战区也有“制裁”江南新四军之预案。1940年2月27日，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手令:“上饶顾长官:第三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如真有越轨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4月2日，顾祝同电复蒋，提出了“预防并准备制裁”江南新四军的3项办法:（1）第52师应抽集、控置至少两个团兵力，准备对付该军主力，以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即预为必要准备，随时严密戒备，免为所乘。（2）第144师必要时由绩溪进驻旌德，预密为制裁之准备。（3）电冷副总指挥及另派员，确探其是否遵命南渡，并设法牵制其北渡或向南陵方面转移。顾祝同在最后特地请示:“上三项除饬遵照妥密准备外，必要时拟断然予以制裁，以遏乱萌。可否之处，谨电鉴核示遵。”蒋介石很快批准了顾祝同的预案，于4月5日复电:“查所拟三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并将实施情报续报。”这是迄今查到最早出现顾祝同与蒋介石密谋部署军队“制裁”泾县新四军军部和皖南主力的档案实证。后因1940年夏国共双方重开谈判，此案遂被搁置。但是，蒋、顾解决皖南新四军的图谋却从未放弃。9月11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请示对皖南新四军“可否立即紧急处置”。9月30日，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手谕:“特急，上饶，第三战区顾长官:对于长江南岸之新四军可照前批复之准备一切，但暂取包围监视之态势，待命再行。因现正与共党商讨黄河以南各该部队限期集合于河北也。如洽商不成，再行解决可也。”11月4日，蒋介石又对顾祝同发出手谕，授其机宜:“顾长官，如对江南新四军行动时，应须事前充分准备与详细侦察其内情，并须派优良有力军队担此任务，不可随便行动，反为所乘，则事后更难收拾矣。务希十分慎密为要。”顾祝同心领神会，雷厉风行，授意上官云相从对日前线调来重兵，步步向泾县云岭方向布阵紧逼，并加派联络参谋闻援到云岭刺探新四军军部动向。
1940年11月14日，军令部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上报蒋介石，拟调动第三、五战区和鲁苏战区各部总计30万兵力，分期分区域“进剿”华中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在12月7日批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时期当略展缓，须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根据蒋、顾迭次指示精神和要领，上官云相主持集团军参谋处于12月29日拟制《第三十二集团军进剿匪军计划》，将“进剿”皖南新四军的部队分成左右两翼，由第25军军长张文清任右翼军指挥官， 23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任第左翼军指挥官，命令新编第7师、第40师、第52师、第108师、第144师、第145师于12月31日以前秘密推进至泾县、青阳、南陵一线构筑工事，另调第62师和第79师置于太平、石台、旌德一线作预备队保持机动。其作战要领是:“攻击开始后，两翼军协力先进出南陵、戴家会、峡山口之线，尔后向北压迫，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总的方针是:“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该作战计划特别注明“进剿开始时日另有命令”。
综上所述，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确实有在大江南北“肃清”、“剿灭”新四军的预案，只是对在何时何地动手显得非常谨慎，其发令枪始终牢牢地握在蒋介石的手中。
皖南新四军北移行动后延是项英不愿北移造成的吗？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兵伏击，损失惨重。皖南事变战斗中新四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北移路线的选择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存在许多争论。在皖南事变之前，新四军的北移有3条路线可选，即北线、东线和南线。相对而言，从北线铜陵、繁昌间渡江转移是比较安全的。新四军经该线北移路程较近，地形熟悉，掌握敌伪的活动规律，准备最为充分，具有政治优势，有敌顽矛盾可以利用，有渡江的经验可以借鉴，即使遭到拦截，可能遭受的损失也是最小的。但是，从北线转移也有不利因素，主要是敌顽的封锁和国民党散布了新四军北移消息。由于各种原因，皖南新四军最终放弃了从北线转移的计划。皖南新四军所处的特殊环境和情势造成北移行动被迫后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项英不愿北移。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德、日、意三国结成同盟前，英国为了保持其在华利益，采取了以牺牲中国人民利益求得与日妥协的绥靖主义政策。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英、日矛盾逐步加剧，英国在对华政策上逐渐放弃了对日绥靖，而转向支持中国抗战以牵制日本。
1940年6月，德国击败法国，威逼英国。9月27日，为了积极准备扩大重新瓜分世界的法西斯战争，德、意、日3国在柏林签订了《同盟条约》，3个法西斯国家的军事同盟正式形成。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严重影响。
日本依仗着三国军事同盟的强大实力，为了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在加大对中国共产党开辟的解放区的“扫荡”力度的同时，加紧了对蒋介石政府的诱降活动，企图“以华制华”，引诱国民党当局投降。德国法西斯希望日本实行南进政策，直接对英、美作战，以便把英国兵力牵制在远东，并将美国注意力转移到太平洋方面来，故主张日本早日从中日战争的泥坑中拔出脚来，在太平洋方面采取积极步骤。为此，德国再次扮演劝降角色，加紧了对国民政府的劝降活动。英、美在“东方慕尼黑”阴谋破产后，则因担心日本南进危及自己的利益，一改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妥协的绥靖政策，转而赞助中国抗战，加紧拉蒋以遏制日本。法西斯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英国于1940年10月13日重新开放封锁了3个月之久的滇缅公路，接着又宣布了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的决定。
1938年10月，日本在占领武汉、广州后，自认为对华战争大局已定，遂对外交方针做出重大调整，公开对“门户开放”原则提出挑战，企图以所谓的“新秩序”来取代旧有的远东华盛顿体系，这就严重损害了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为维护自身利益，美国积极援助中国抗战，希冀通过拉住蒋介石、利用中国来遏制日本的扩张。
1938年12月15日，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桐油贷款2500万美元。这笔贷款数额虽然不大，但确系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向中国所提供的第一笔贷款。它标志着美国在援华抗日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在给予中国贷款的同时，美国在外交上也对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表示了强烈的不满。12月30日，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照会指出：“美国政府不承认，任何一个国家有必要或有理由在一个不属于它的主权的地区内规定一个‘新秩序’的内容与条件，并自命为这‘新秩序’的掌权者及司命者。”
1939年3月，日本在占领中国海南岛之后，提出了对南太平洋的主权要求。同年4月，日本又宣布统辖中国南海诸岛，把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美、英、荷等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5月，日本内阁又要求美、英承认日本有管理上海外国租界和控制厦门鼓浪屿的权利，并且加紧了对天津美、英租界的封锁。日本的狂妄野心与咄咄逼人的态势，促使美国为遏制日本而对中国抗战采取更进一步支持的态度。
1939年7月，美国宣布废除1911年签订的《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无疑对日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由于受美日贸易巨大的利益诱惑，美国这时并未放弃与日本进行贸易往来，仍然把大量的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日本是个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是很难发动并支持大规模侵略战争的。
1939年9月，因英、法等国在欧洲战场上一败涂地，无暇东顾，日本蠢蠢欲动，准备南进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由此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这一事件震撼了美国朝野。美国国会经过1个月的辩论，最终取消了《武器禁运法》。1940年1月20日，《美日通商条约》正式废除。随后，美国对日立场日渐强硬。同年3月29日，日本操纵的汪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昭然若揭。“罗斯福和赫尔迅速克服了他们早先认为再援助蒋介石就会同东京形成对抗的顾虑。反之，他们感到更重要的是要表明美国援蒋和反对汪伪政权的态度。”于是，美国又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贷款（滇锡贷款）。1940年7月，日军侵入印度支那北部，直接危及英国通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殖民地生命线。美国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宣布对航空汽油和高烷点的废金属实行出口限制，随后又宣布对日禁运废钢铁。据统计，日本消费石油的80%、钢和废铁的90%来自美国。由于日本钢产量的50%是供应陆、海军的，美国对日禁运废钢铁直接影响了日本冶金工业的发展，从而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军火生产。9月25日，针对日本已将侵略行动扩大到印支半岛，美国决定向中国提供第三笔援华贷款2500万美元，从财政和军需品方面对中国的抗战予以支持。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公开表示是“针对美国战争贩子的”。美国受到了来自德国、日本的双重威胁。此后，美国为对抗日本南进的企图，对日态度更趋强硬。10月，当蒋介石再次向美国求援时，罗斯福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反应。11月4日，美国修改了《中立法》，这意味着中国可以直接向美国购买军火。11月30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正式承认南京汪伪政权。就在同一天，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承认合法的按照宪法程序产生的重庆中国国民政府。同时，罗斯福针锋相对地发表对华财政援助说明，宣布美国将给予中国1亿美元贷款和50架新式战斗机。12月29日，罗斯福为答复丘吉尔来信，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明确宣告:“美国人民应当充分认识法西斯对世界和美国的威胁，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最大的兵工厂’。”美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反法西斯倾向和态度渐趋明朗。
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后，苏联已经认识到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只是时间问题，因而十分担心德国从西面进攻、日本从东面进攻，使自己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为了避免东西两面受敌，苏联根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继续积极以大量贷款、军需物资援华抗战，以利用中国捆住日本帝国主义的手脚。
1940年12月，面临德、日法西斯威胁的苏联为了使自己避免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局面，加大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力度，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华帮助中国军队掌握苏联武器的使用方法，并协助中国军队作战。与此同时，苏联给蒋介石提供了大量的飞机、大炮、汽车等军事装备，包括最新出品的轰炸机和驱逐机250架、多种口径的大炮300多门、轻重机枪1300挺、载重汽车300辆及汽油等。
总之，自德、日、意签订《同盟条约》后，英、美、苏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都积极拉拢蒋介石，国际形势对中国抗战是有利的。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是不会离开抗战阵营的，因为对日妥协投降会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境地。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种变化，仍然认为对日妥协投降是蒋介石集团发动皖南事变的重要因素，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其次，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的疯狂侵略，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自身安危受到严重威胁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被迫加入抗日的行列中。虽然这时国民党并未完全放弃对日妥协政策，也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了其时刻不忘“根绝赤祸”，但不可否认这时其主要倾向是抗日。在日本侵略者“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的危急时刻，蒋介石非常清楚，这时我们“不奋斗就是灭亡，不血战就是要束手待毙”，只有“守定一贯不变的国策，坚强抗战”。皖南事变之所以后来未发展为全国内战，从国民党方面来说，实际上也主要是受到中日矛盾的制约。在皖南事变发生后，日本不仅没有坐视蒋介石的反共行为，反而对蒋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1941年1月26日，日本集中了近7个师团的兵力分3路向河南大规模进攻，发起豫南战役，包围了国民党汤恩伯、何柱国、李品仙等部“剿共”军队15万人于平汉铁路以东。此次战役日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很快占领了沁阳、上蔡等地；国民党军各部仓促应战，遭受很大损失。日本之所以大规模地发动豫南战役，并不是对蒋介石反共不满。相反，日本发动豫南战役是由于对蒋介石的抗日不能容忍。这也从反面说明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与日本的政治诱降没有直接联系。
再次，从历史发展的事实看，日本的诱降活动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1939年11月，日本开始实施其诱降蒋介石的所谓“桐工作计划”。日本参谋部今井武夫和铃木卓尔通过香港大学张治平教授与宋子文的弟弟、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宋子良拉上关系，以图打通与蒋介石的联系。1940年3-6月，双方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会谈，由于日方提出承认“满洲国”、华北驻兵权等苛刻条件，中方不能接受，谈判陷入僵局。时至9月，日蒋之间进行的秘密谈判实际上已经停止。在实施“桐工作计划”期间，日本又开辟了一条诱降蒋介石的“钱永铭工作”通道，日本内阁外相松冈洋右通过江浙财阀巨头、时任中国交通银行总裁的钱永铭洽谈，联络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道路。“钱永铭工作”至10月也未取得任何进展，11月30日也被迫停止。日本诱降蒋介石的阴谋终未得逞。
由以上可见，为妥协投降扫清障碍并不是蒋介石集团发动皖南事变的重要因素。
国民党是否有制裁新四军的周密预案
新四军成立之初，其江南部队归顾祝同第三战区节制，江北部队归李宗仁第五战区节制。抗战初期，新四军与国民党军双方配合默契，关系融洽。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中，均保存大量国民党表彰新四军“精忠报国”、“英勇杀敌”、“不胜钦佩”之类的嘉勉电文。
然而，蜜月短暂，好景不长。随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从1939年夏天开始，在其内部文电中逐渐出现对新四军“制裁”、“剿办”、“以遏乱萌”等用语。1940年夏天，华中磨擦日趋紧张，重庆军委会办公厅为避免出现制裁新四军时宣传方面的被动，建议“对该军奖勉电文宜减少，措词亦酌量慎重，免被假借扩大宣传”。从此以后再也不见对新四军的任何嘉奖。国民党之所以停止内战，承认国共第二次合作，固然是为日军大举侵华、寇亟祸深、民众抗日呼声日隆之形势所迫，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用蒋介石本人后来的懊丧话说，是“自信太过”。“自信”什么呢?“自信”能借国共合作寻机吞并共产党。孰料经过两年多抗战，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不仅没有被消灭或削弱，反而越发壮大了，八路军、新四军由成立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之众，这是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武汉失守以后，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论调影响下，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妥协投降逆流逐步抬头。在得到偏安西南的喘息机会后，蒋介石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共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上。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和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所谓“处理异党活动办法”的反共秘密文件，从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在华北磨擦被八路军粉碎之后，转而将磨擦重心由华北转移到华中。
华中新四军尽管发展迅速，但是饷弹两缺，且分散于大江南北、淮河之滨，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分割包围之中。为此，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几次向延安建议派八路军主力越陇海路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合力开辟苏北敌后，以打开华中局面，达成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194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八路军增援华中的指示。绝非巧合，就在延安下令八路军增援华中的次日，月22日，3 在蒋介石、何应钦主持下，国民党军令部制订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该方案在第一部分《方针》中明确提出:“国军以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异党之目的，以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部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之联系。预期于6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势力。”从该方案的第二部分《部署概要》中可以看出，国民党为达此目的，拟出动的正规部队计有第21集团军李品仙部（至少1个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第89军及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 92军李仙洲第部（另附第一战区骑第2军第2师何柱国部）以及各“进剿”地区内之地方游击团队。
国民党军令部拟制的这一方案，企图在3个月内“剿灭”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如“剿灭”不成，最低限度也要将其压迫于长江以南，然后再作“有效之处置”。该方案一旦实施，势必挑起国共之间在华中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为便于保密、掩人耳目，何应钦在方案原稿上将“异党”、“异军”、“新四军”一律改为“伪组织”、“伪军”。蒋介石对方案也作了多处亲笔批示。在《方针》部分，蒋批示:“此用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须纪律最严明，政治知识最充实之官兵编组之，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在《部署概要》部分，蒋氏认为:“此项恐不能实施，在淮海以北地区，如用正规军与之斗争，不能奏效，或反吃亏。”在《附记》部分，蒋又对“进剿”时间过长提出异议:“此种进剿不可用长期计划，只要侦察准备时间充分，若一开始动作，最多不能过半月，必须用最迅速移动与之一网打尽。如果半月时间未能奏效，则可暂时向安全地区集中，作第二期进剿办法方为妥当。整个正规军在淮河以北地区防剿至半月以上，即使伪军不能阻碍我行动，而僵寇亦将乘机来攻也。”可见，在国共和日伪三角斗争错综复杂的华中敌后地区，蒋介石对上述“进剿”方案能否顺利实施并不十分乐观。事实上，直到皖南事变发生，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方案尽管几经修正，但终究还是没有能够如愿实施。
为防止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北渡，国民党第三战区也有“制裁”江南新四军之预案。1940年2月27日，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手令:“上饶顾长官:第三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如真有越轨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4月2日，顾祝同电复蒋，提出了“预防并准备制裁”江南新四军的3项办法:（1）第52师应抽集、控置至少两个团兵力，准备对付该军主力，以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即预为必要准备，随时严密戒备，免为所乘。（2）第144师必要时由绩溪进驻旌德，预密为制裁之准备。（3）电冷副总指挥及另派员，确探其是否遵命南渡，并设法牵制其北渡或向南陵方面转移。顾祝同在最后特地请示:“上三项除饬遵照妥密准备外，必要时拟断然予以制裁，以遏乱萌。可否之处，谨电鉴核示遵。”蒋介石很快批准了顾祝同的预案，于4月5日复电:“查所拟三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并将实施情报续报。”这是迄今查到最早出现顾祝同与蒋介石密谋部署军队“制裁”泾县新四军军部和皖南主力的档案实证。后因1940年夏国共双方重开谈判，此案遂被搁置。但是，蒋、顾解决皖南新四军的图谋却从未放弃。9月11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请示对皖南新四军“可否立即紧急处置”。9月30日，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手谕:“特急，上饶，第三战区顾长官:对于长江南岸之新四军可照前批复之准备一切，但暂取包围监视之态势，待命再行。因现正与共党商讨黄河以南各该部队限期集合于河北也。如洽商不成，再行解决可也。”11月4日，蒋介石又对顾祝同发出手谕，授其机宜:“顾长官，如对江南新四军行动时，应须事前充分准备与详细侦察其内情，并须派优良有力军队担此任务，不可随便行动，反为所乘，则事后更难收拾矣。务希十分慎密为要。”顾祝同心领神会，雷厉风行，授意上官云相从对日前线调来重兵，步步向泾县云岭方向布阵紧逼，并加派联络参谋闻援到云岭刺探新四军军部动向。
1940年11月14日，军令部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上报蒋介石，拟调动第三、五战区和鲁苏战区各部总计30万兵力，分期分区域“进剿”华中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在12月7日批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时期当略展缓，须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根据蒋、顾迭次指示精神和要领，上官云相主持集团军参谋处于12月29日拟制《第三十二集团军进剿匪军计划》，将“进剿”皖南新四军的部队分成左右两翼，由第25军军长张文清任右翼军指挥官， 23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任第左翼军指挥官，命令新编第7师、第40师、第52师、第108师、第144师、第145师于12月31日以前秘密推进至泾县、青阳、南陵一线构筑工事，另调第62师和第79师置于太平、石台、旌德一线作预备队保持机动。其作战要领是:“攻击开始后，两翼军协力先进出南陵、戴家会、峡山口之线，尔后向北压迫，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总的方针是:“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该作战计划特别注明“进剿开始时日另有命令”。
综上所述，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确实有在大江南北“肃清”、“剿灭”新四军的预案，只是对在何时何地动手显得非常谨慎，其发令枪始终牢牢地握在蒋介石的手中。
皖南新四军北移行动后延是项英不愿北移造成的吗？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兵伏击，损失惨重。皖南事变战斗中新四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北移路线的选择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存在许多争论。在皖南事变之前，新四军的北移有3条路线可选，即北线、东线和南线。相对而言，从北线铜陵、繁昌间渡江转移是比较安全的。新四军经该线北移路程较近，地形熟悉，掌握敌伪的活动规律，准备最为充分，具有政治优势，有敌顽矛盾可以利用，有渡江的经验可以借鉴，即使遭到拦截，可能遭受的损失也是最小的。但是，从北线转移也有不利因素，主要是敌顽的封锁和国民党散布了新四军北移消息。由于各种原因，皖南新四军最终放弃了从北线转移的计划。皖南新四军所处的特殊环境和情势造成北移行动被迫后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项英不愿北移。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