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文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晚唐小品却异军突起，大放光彩。这是韩、柳杂说、寓言小品等类文体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晚唐日趋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下的产物。晚唐小品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篇幅短小精悍，“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杂著》）；二是多为刺时之作，有的放矢，批判性强；三是情感炽烈，生气贯注。其代表作家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
皮日休（834？～883？），字逸少，后改袭美；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早年隐居襄阳鹿门。咸通八年（867）登进士第。曾官太学博士、毗陵副使。乾符末年，卷入黄巢起义军中。巢入长安，任日休为翰林学士，后不知所终[1]。他胆识过人，声称要“上剥远非，下补近失”（《皮子文薮序》），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或不敢发，使得他的小品文如弹丸脱手，字字见血。如
《读司马法》开篇明义：“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进而指出：“由是编之为术，术愈精而杀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原谤》则激切声言： “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这里表现的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和叛逆情绪，在明代以前的封建文人中不似乎还找不出第二位。
陆龟蒙（？～881？），字鲁望，姑苏（今浙江苏州）人，举进士不第；曾做过苏湖二郡从事，后隐居甫里，自号甫里先生。他的小品文主要收在
《笠泽丛书》中，现实针对性强，议论也颇精切，如
《野庙碑》借描述土木偶像的形象和评议鬼神的罪过，来揭露、抨击封建官吏，说他们“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天下之忧，当报国之日，则恇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记稻鼠》上承《诗经•硕鼠》的主题，指出老百姓要对付大贪官和小贪官两种老鼠，则民“不流浪转徙、聚而为盗，何哉！”这里展示的，已经是晚唐人民在沉重压抑下忍无可忍、准备揭竿而起的先声了。
罗隐（833～909），字昭谏，馀杭（今属浙江）人，曾十举进士而不第，后依镇海军节度使钱镠，历任钱塘令、著作令等职。其文集名《谗书》，其中多为“愤闷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谗书重序》)罗隐好谐谑，遇感辄发，其文多取寓言形式，要言不烦，一针见血。《说天鸡》是一篇短小精练的寓言，借两种“天鸡”外观和技能的不同，巧妙地讽刺了那些“峨冠高步”却无甚德能的达官贵人，表述了不能以貌取人的道理。《英雄之言》则直斥
刘邦、项羽盗取国家，与强盗无异，毫不留情地剥下了他们 “救民涂炭”的伪装。他如《蒙叟遗意》、
《越妇言》、《辨害》等，或寓言托意，或借古讽今，无不文笔犀利，情绪愤激，给人留下广泛的回味馀地，堪称小品佳作。
晚唐小品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受到后人的喜爱和称赞。鲁迅指出：“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
《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小品文的危机》）这段话，似可作为晚唐小品的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