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无产阶级文学的大本营——前苏联文学概述
20世纪无产阶级文学是对19世纪巴黎公社文学、英国宪章派文学和德国工人诗歌的继承和发展。俄苏是20世纪无产阶级文学的大本营。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彼得堡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也宣告了苏联文学的诞生。
一、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基本特征（略）
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
从十月革命到1991年的苏联解体，苏联文学经历了74年的历程。在长达四分之三的世纪里，苏联文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7年到30年代初的文学
十月革命胜利后，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刚刚建立，国外的敌对势力与国内反动势力相勾结，连续三年的国内战争烽烟四起。1921年，国民经济恢复开始进行。1928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处在大变化时代。在文艺领域里，各种流派纷呈，作家队伍明显分化，文艺思想斗争激烈。
十月革命后，所有作家都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抉择：赞成革命还是反对革命。以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勃洛克（1880——1921）、勃留索夫（1873——1924）为代表的作家，满腔热情地迎接十月革命。以列米佐夫（1877——1957）、吉皮乌斯（1869——1945）为代表的作家不理解革命，甚至敌视和攻击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以阿•托尔斯泰（1882——1945）、叶赛宁（1895——1925）为代表的作家，政治立场比较动摇，对革命持观望态度，但他们后来在思想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
革命后苏联文学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艺术团体。主要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谢拉皮翁兄弟”、“左翼艺术阵线”、“拉普”等。
“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是20至30年代苏联最大的文学团体，人数达万人，活动长达10年（1923——1932）。由于他们主要通过《在岗位上》和《在文学岗位上》两个杂志来宣传他们的文学理论和主张，因而又称为“岗位派”。“拉普”坚持无产阶级文学方向，在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他们思想上唯我独尊，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尤其是对待“同路人”和不同派别的作家，采取了粗暴打击的态度，严重地妨碍了文学的发展。为此联共（布）中央于1932年作出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拉普”解散。
本时期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诗歌上。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奠基人，是一位以诗歌为武器的宣传家和鼓动家以及诗坛上的革新者。其诗歌形式独树一帜，以“阶梯诗”领骚诗坛。在内容上，他的诗歌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歌颂了党和领袖，如《向左进行曲》（1918）、长诗《好！》（1927）和《列宁》（1924）等；同时又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丑恶，如《黑与白》（1925）、《摩天大楼的横断面》（1925）等，还有讽刺了人民内部的旧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如《开会迷》（1922）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创作对苏联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1918）通过对12个赤卫队战士进行巡逻的描写，热烈地歌颂了扫荡旧世界的十月革命风暴。作品虽然对革命的理解尚欠深度，带有淡淡的宗教色彩，但却表现了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和振奋人心的革命激情。
小说创作在20年代初也逐渐趋于繁荣。主要作品除高尔基的创作之外，还有富尔曼诺夫（1891——1926）的《恰巴耶夫》（1923）、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1923）、法捷耶夫（1901——1956）的《毁灭》（1927）。这三部长篇小说都是以国内战争为题材的。《恰巴耶夫》塑造了一个被革命唤醒的传奇式的人民英雄的典型。《铁流》描写了历尽千辛万苦，经过革命熔炉锻炼的人民群众成为坚不可摧的“铁中的洪流”。《毁灭》深刻地表现了在战争中进行着人材的精选，在革命中进行着人的改造的主题。三部小说正确地反映了伟大时代的风貌，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了生动、丰满的共产党员形象，在表现现实和塑造人物上作了新的可贵的尝试，因而被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
拉甫列尼约夫（1891——1959）的《第四十一》（1926）是一部反映国内战争生活颇具特色的作品，描写了主人公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所产生的精神冲突。当女主人公马柳特卡必须在爱情与敌人之间作出抉择时，战士的责任感使她举枪击毙了白卫军官，表现了革命道义力量在她身上的胜利。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全面展开，表现劳动热情和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开始出现。革拉特科夫（1883——1958）的《水泥》（1925）是年轻的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劳动者创造新世界的长篇小说。
第二阶段：30年代初至1954年苏联的文学
30年代，苏联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 1934年8月，苏联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讨论了苏联文学的发展方向和任务，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选举高尔基为主席，规定了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本时期文学上的大事，对促进文学的繁荣起了很大的作用。沸腾的社会主义建设生活，工厂和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给文艺创作提体供了大量新的素材，推动了苏联文学的发展，迎来了30年代文学的多样化：
如反映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有：列昂诺夫（1899—— ）的小说《索契河》（1930）、潘菲洛夫（1896——1960）的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1928——1937）等。
如描写社会主义新人成长的有：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4）等。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系列卷帙浩繁的史诗性作品，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1928——1940），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1922——1941）。《苦难的历程》是一部反映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史诗性作品，小说通过卡嘉、达莎、罗欣和捷列金四个迷途知返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和战争中的命运，深刻地反映了旧俄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复杂与艰难。
本时期戏剧创作成就也很大。包戈廷的《带枪的人》（1937）是第一部以革命领袖列宁为题材的舞台剧，它与包戈廷后来完成的《克里姆林宫的钟声》（1940）和《悲壮的颂歌》（1958）组成了著名的“列宁题材三部曲”，成功地表现了无产阶级领袖列宁平凡而伟大的性格特征。
但是，由于肃反扩大化，一批文艺家和作家由于学术上和艺上的问题而受到政治上的无情批判，直至被逮捕被流放和被镇压，如阿赫玛托娃（1889——1966）、 布尔加科夫（1891——1940）、普拉东诺夫（1899——1951）等。这种以政治斗争代替文艺管理的方法，助长了后来的教条主义以及 以行政命令手段干预文艺等错误的盛行。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苏联人民奋起击，历经了可歌可泣的4年卫国战争。苏联文学也投身于这场神圣战争，1000多名作家志愿上前线，他们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与全国人民一起打击侵略者，275位作家为祖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文学以诗歌和戏剧为主，号召人民起来消灭保家卫国、抵御外侮。西蒙诺夫（1915——1980）的长诗《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1941）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 焦尔金》（1941——1945）非常著名。
在剧本中，柯涅楚克的《前线》、列昂诺夫的《侵略》（1942）和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确认了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 、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是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准则，教育和鼓舞人民英勇战斗，被称为卫战题材“三名剧”。
此间，优秀的作品有波列伏依（1908——1981）的小说《真正的人》（1946），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1945），它们都表现了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业绩。费定（1892——1977）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头两部：《初欢》（1945）和《不平凡的夏天》（1948）（第三部《篝火》1960——1965，未完成）在广阔的社会画面上，叙述共产党人和艺术家在历史的转变时期的经历。小说画面广阔，气势恢宏，情节曲折而自然，形象真实而精细，堪称战后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第三阶段：50年代初以后的文学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继任苏共领导人，实行了某些旨在松动社会机制的改革。文学界提出“写真实”、“积极干预生活”，以及提倡“自我表现”、“创作自由”等口号。这类口号适应了形势的要求，对打开文坛的新局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1954——1956）的发表，透露了新的文艺思潮即将涌现的信息。小说通过1953年冬至1954年春某工厂发生的变化，塑造了自私、保守、僵化的官僚主义典型，反映了“关心人”、“爱护人”这一主题，批判了所谓斯大林时代的“典型官僚主义”与“冷酷严寒”，欢呼春暖“解冻”时刻的来临。由于小说触及了社会生活不少尖锐的问题和富有时代精神，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接着出现了所谓的“解冻”文学。
肖洛霍夫的《人的命运》（1956）使苏联文学的卫战题材出现重大变化。它从战争给普通人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一角度重新阐释了战争，体现了关于战争与人的命运的新思考，引发了苏联卫战题材的战争文学的巨大变化。
苏共二十大（1956）和二十二大（1961）后，继续放宽了文艺政策，苏联文学有了更大的变化。二十大提出“消除个人崇拜后果”的方针，并且为过去肃反扩大化平反，为被批判过的作家恢复名誉，阿赫玛托娃、左琴科、叶赛宁等人的 作品重新得以出版。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提出了“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中的影响与日俱增。在文艺政策宽松的气候下，相继出了无论在思想还是在艺术上都非常有价值的作品，如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1958）、《州委书记》（1961）等。当然也发表了一些至今看来还有争议的作品，如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焦尔金游地府》（1963）、叶甫图申科的《斯大林的继承者们》（1962）等。
帕斯捷尔纳克在“解冻”思潮推动下，把久已构思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拿了出来，并于1957年在意大利出版，小说问世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竞相印行，成为“轰动世界的畅销书”。1958年，因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俄罗斯伟大叙事诗传统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小说以十月革命前20年至革命后10年的重大事件为背景，通过主人公日瓦戈医生对人生道路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思考，表达了反对革命暴力，保护知识分子的个性完美、自由和尊严的主题。描写了主人公由参加革命到对革命不满的过程，在反映革命年代一些失误问题上，倾向于否定一代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小说发表后被西方所利用，成了借以攻击、诽谤社会主义制度“不人道”、“知识分子不接受十月革命”的口实。对此，苏联作出了强烈反映，作者和小说受到严厉的批判。帕斯捷尔纳克写公开信作了检讨，并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
这一时期，总的来说，文坛思想活跃、争论激烈，题材广泛多样。但也有不少作品在写真实的同时，过多揭露和宣扬生活的阴暗面，充满低沉悲观的格调，在突出“战壕真实”、描写战争艰难困苦的同时，过多宣泄了战争的残酷和恐怖。还有的作品在批判个人崇拜的时候，丑化否定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文坛出现了所谓的“战壕真实派”文学。该派文学直面战壕的真实，沿着肖洛霍夫的《人的命运》的思考角度，强调描写战争的真实性，突出“战壕真实”，渲染战争的残酷，继续描写普通人在战争中的命运，特别关注普通的战士在战火纷飞背景下战壕中的感受，有时描写无谓的牺牲和主人公的求生本能，有“非英雄化”倾向。在描写的角度上，出现了由外部到内部的转移，既写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又关注战争给人带来的不幸和痛苦。主要作品有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1959）、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1959）等。由于《一寸土》的小说名称，又称“战壕真实派”文学为“一寸土”文学。
60年代中期，勃烈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政治上继续贯彻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在文艺政策上则力求平息不同意见，加强调控文艺界的纷争，如提出“反对两个极端”，既要求不将现实“抹黑”，也不要“粉饰”过去；强调写正面人物，反对非英雄化倾向；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真实地描写生活的历史的开放的体系”。这些文艺政策的调整，推动着苏联文学的新发展。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批称之为“范围广、线索多、具有立体镜那样深度的全景图长篇小说”，如西蒙诺夫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1957——1971）；恰科夫斯基（1913—— ）的五卷集《围困》（1968——1975）等。这类文学把“战壕真实”和“司令部真实”结合起来，既写前沿阵地的血肉搏斗，又写指挥官决胜千里之外的运筹帷幄、深思熟虑，力求反映战争的全貌。这样的作品人物众多，场面宏恢，多用复式结构，多线索多层次，形成气势磅礴是历史画面。
本时期卫战题材的文学出现了所谓的“新战壕真实派”文学。瓦西里耶夫（1924—— ）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1969）是其代表。小说以描写女性为中心，在充满悲剧的气氛中，讴歌了为国捐躯的女战士丽达、冉尼亚、丽莎、索尼亚和嘉里亚的英雄主义精神，描写了他们的内心世界的美和在道德上所经受的严峻考验。该小说像“战壕真实派”文学那样，不把战火纷飞的战斗场面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偏重于对参战者的精神世界和道德面貌的刻画，所不同的是，它不仅仅描写人们对生命存在的渴求，而且揭示了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作品描写了他们热爱生活，更热爱祖国，英勇奋斗又不乏人性美的性格特征。
70年代以后，以社会道德观念为主题，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作品不断涌现。如表现重大社会问题、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作品，有特里丰诺夫（1925——1981）的中篇小说《滨河街公寓》（1976）。有表现人和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平衡的作品，如阿斯塔菲耶夫（1924—— ）的长篇小说《鱼王》（1976）。有表现人与传统关系的作品，如拉斯普京（1937—— ）的小说《为玛丽娅借钱》（1967）、《活着，可要记住》（1974）。有着眼于哲理思考，表现永恒的道德问题（多指生与死、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人生的意义等）的作品，如艾特马托夫（1982—— ）的小说《白轮船》（1970）等。
如果说《静静的顿河》反映了国内战争时期顿河哥萨克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所进行的斗争，那么，作家在30年代和60年代分别发表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二部则描写了哥萨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建立新生活、实现农业集体化而进行的斗争。
1941年6月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爆发，当年7月肖洛霍夫以上校军衔在前线担任军事记者。战时和战后，他除了发表许多政论和特写外，还创作了歌颂苏联军民爱国主义和英勇献身精神的短篇小说《学会仇恨》（1942）、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1943——1969，未完成）。而1956年和1957年之交在《真理报》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尤负盛名。
《一个人的遭遇》是一篇反映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主人公索科洛夫战前和战后是个普通的工人，战争年代是个普通的士兵。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苏联人，在经历了丧妻失子、家破人亡的悲痛和法西斯集中营一系列非人的折磨之后，他不仅没有消沉、屈服和失去生活的勇气，而是坚强地迎接命运的严峻考验，并用自己的全部心血与爱去抚育一个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光荣地履行了一个普通公民的爱国主义义务和人道主义职责。小说思想内涵丰富而深刻，作品过索科洛夫的悲惨遭遇，强烈控诉了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现了苏联人民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道德情操。索科洛夫“一个人的遭遇”，体现了千百万个苏联人民在战争中所经历的共同遭遇，概括了一代人的命运，被誉为“长篇史诗式的短篇小说”。
《一个人的遭遇》对50与60年代文学影响很大，被视为苏联军事题材文学中别开生面之作。小说一改以往战争题材的作品着重描写重大事件和英勇业绩的惯常写法，而是把普通人的命运置于战争文学描写中心，着力描写人在战争中遭受的磨难，表现人的刚毅以及战争给人造成的悲剧命运。作品虽然描写了战争的画面，但更多的是表达对战争的感受，是作家对于战争，对于既往历史的思考，为苏联文学中处理战争题材开辟了新途径。
1984年2月21日，肖洛霍夫走完了他60年漫长的创作道路，他的辉煌的艺术成就了不仅丰富了苏联文学艺术宝库，而且为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肖洛霍夫创作特点：①偏爱重大历史题材，善于描写历史进程中的复杂矛盾和深刻变化，具有史诗性。②富有强烈的悲剧意识，对生活中的悲剧异常敏感，作品多有悲剧情景和悲剧气氛。③偏爱“顿河故事”，给关注哥萨克生活和命运投入更多的关注目光。
二、《静静的顿河》
静静的顿河（1826——1940）规模宏大，分为4部8卷，主要描写顿河地区哥萨克在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与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的历史，表现由于战争和革命，顿河哥萨克 “风尚生活及人的心理状态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动”，揭示了“卷进1914年至1921年间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激烈旋涡中的个别人的悲剧命运”。小说通过两条主要情节线索来显示这一点：一条以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一家的生活经历为中心，反映了哥萨克古老的传统、日常生活、社会习俗和风情人士以及这些传统的变革；一条以布尔什维克在顿河地区的革命活动及其同反革命黑暗势力的反复较量为重点，全面描写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结束这个动荡的历史年代，顿河哥萨克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静静的顿河》的中心人物是葛利高里。长篇小说整个复杂而曲折的故事，自他生气勃勃的登场开始，又以他的痛苦寂寞的下场结束。小说全部重大而多方面的内容，都是通过他坎坷艰难和最后毁灭的结局而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青年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身上集中了哥萨克英雄的特征。他不仅是个典型的哥萨克，而且还带有土耳其血统，那就是说，他比一般哥萨克更加强悍、刚烈、粗野和热情。
在劳动中，葛利高里是个能手，既勤奋又麻利。他是哥萨克妇女的偶像，连文静的娜塔莉娅明知他和婀克西妮娅有暖味关系，仍然非他不嫁。她的父亲尽管骂葛利高里是“浪荡子弟、色鬼、专门勾搭守活寡的女人”，是“穷小子”，但内心里却喜欢葛利高里那种哥萨克式的英勇，喜欢他那种热爱家务和劳动的干劲。
在他的血液里，既奔涌着哥萨克桀骜不逊的情愫，也保持着劳动者的勤劳善良的天性。他曾挺身而出，保护受凌辱的婀克西妮娅；他不记私怨，在战争中的生死关头依然救出自己的对头、婀克西妮娅的丈夫司捷潘。他在家割草时，砍死了一只小野鸭也会产生强烈的怜悯感情。应征入伍在沙皇军队里，看不惯军官的飞扬跋扈，看不惯兵痞的奸淫掠夺，这些都是葛利高里作为一个劳动哥萨克具有的美好品质。
葛利高里的真诚品质和反抗精神，集中地表现在他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上。他大胆而顽强的追求婀克西妮娅，不畏流言，不怕家规，依然抛弃家庭，同心爱的情人一起私奔，表现出葛利高里忠于爱情，追求自由，敢于同传统观念挑战的反抗精神。
然而，哥萨克的偏见束缚了他的思想，20世纪初叶顿河地区复杂的形势，都使他在动荡的历史年代走着一条独特、坎坷的人生道路。因此，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寻求“真理”、探索正确道路的过程中，葛利高里表现出反反复复，摇摆不定，充满矛盾的心理，显示出十分复杂的性格。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残酷的屠杀使他厌恶战争，限于深深的痛苦之中。亲身的经历和同布尔什维克的交往，使他认识到帝国主义战争的荒谬性，激起他对地主资产阶级及旧军官们的强烈仇恨，但沙皇政府的一枚十字勋章及家乡父老的“一整套谄媚、尊敬和欢乐”又立即浸灭了他身上“伟大的人类的真理”，一个月后，他“又忠实的保持着哥萨克的光荣”重返前线去了。
十月革命后，哥萨克革命者波特捷尔柯夫 “热烈的语句”曾经使“从前的真理又在他心中占了上风”，他参加红军，奋不顾身的同白军作战。但是，他对红军仍未形成坚定的信念，当波特捷尔柯夫不经审判而处死被俘的白军军官时，他因反感、愤慨而脱离了红军。后来，当顿河地区发生发生反革命暴动时，葛利高里又被卷进叛乱队伍。他的哥萨克偏见逐渐占了上风，他把战争的罪过全部推到布尔什维克身上，认为革命使他失去了土地、特权和荣誉。之后，在顿河叛军中他充分发挥了军事才能，指挥一个连，一个团，一直到一个师。他的“战功”越辉煌，杀的红军越多，他的思想越矛盾、良心越痛苦。他在旧军官老爷的圈子里像一只白乌鸦，和他们格格不入。在枪林弹雨浴血之中，他可以忘掉一切；但在酣战的间隙，他怎么也难以抑制着渴求和平、思念家乡、向往劳动的冲动，而且在担任叛军师长的时候还利用职权保护、释放过红军俘虏。然而，此时的葛利高里同样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感到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尽正确，另一方面，那种从吸母奶时就汲取了的哥萨克气质又使他不能彻底否定自己所走的道路。直到顿河地区的叛军被彻底打垮后，葛利高里又参加了布琼尼的红色骑兵，由于作战勇敢，还当上了副团长。可是，葛利高里并不完全信服布尔什维克的真理。因此，当受到怀疑复员回乡后，他又听信谣言，偷偷出走，加入了佛明匪帮。最后，佛明匪帮覆灭，情人婀克西妮娅中弹身亡，葛利高里怀着痛苦绝望的心情回到家破人亡的故乡，落得个悲剧性的下场。
葛利高里的道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他的动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哥萨克的普遍情绪和愿望。长期为生存而斗争的半军人、半农民的生活经历，养成哥萨克桀骜不驯的性格，保持着强烈的个人主义传统以及为捍卫私人财产而顽强抗争的观念，使他们不能接受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原则。但是，他们对和平、土地的渴望，对家乡、亲人和劳动的眷恋，又使他不能接受白匪的原则。
葛利高里是一个劳动哥萨克的代表，他的一生是充满矛盾的一生。他的性格的发展过程是勤劳与愚昧、质朴与无知、勇敢与野蛮、善良与残暴、正义与偏见、理智与疯狂、自尊与虚荣等矛盾斗争的过程。葛利高里的生活道路相当典型地体现了哥萨克在革命中悲剧性的曲折的历史道路，他的悲剧性历程是顿河哥萨克特殊社会环境和十月革命这个大变革时代的产物。所以，这一人物形象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和广泛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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