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特色：
第一，文章善于在列国矛盾斗争的旋涡中叙写历史人物。
公子重耳离开晋国逃亡这件事的本身，就是晋国内部权力斗争，主要是晋公子王位之争激化的结果。重耳在流亡过程中，受到不同的礼遇，同样跟当时列国之间的斗争形势有关。重耳当时经过的小国，如卫成公、曹共公、郑文公等，皆“不礼焉”；而经过的各个大国却反而受到规格不等的礼遇，如齐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赠以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纳之。这决非偶然。从当时列国形势大局和地理位置来看，齐、宋、楚、秦虽和晋是异姓国，但因都在争取霸权，急需获得同盟的力量；而晋国正是他们争取联盟的首选目标，所以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采取了礼待的态度。卫、曾、郑说起来还是姬姓国，和晋国是同姓共祖之国，但因平时深受大国欺凌、侵扰，以故不予礼待。事出有因，而并非仅仅因为这些小国国君目光短浅。《左传》的作者把重耳放在如此尖锐复杂的诸侯争霸斗争矛盾之中，让他从一个缺乏雄心壮志、耽于安乐的贵族公子磨炼成为一个有深谋大略的政治家。这不仅使历史人物的个性和气质由浅入深地展示出来，而且也从更深的层面上为历史人物的性格发展提供了可信的依据。本文最后，公子重耳在秦穆公的全力支持下，经过秦国军队的直接干预和策划，终于返回祖国，夺取了晋国的政权。其时，重耳的八个同父异母兄弟都先后去世，当政的晋怀公是晋惠公夷吾的儿子，即重耳的侄子。但重耳在夺取政权后。毫不留情地把怀公杀掉。这不仅是巩固晋国政权的需要，也是晋文公志在争取霸权的前提条件。
第二，文章善于在对照和映衬中不断深化公子重耳的形象。
据《左传》介绍，重耳的哥哥太子申生已愚忠自裁，其弟夷吾(晋惠公)则忘恩负义，反复无常，以至众叛亲离，自取灭亡。其他兄弟更不值一提。众公子的无能和平庸，适足以衬托出公子重耳的卓尔超群和远见卓识。
正因为重耳是晋国诸公子中的佼佼者，所以跟随他出亡的从者数量众多且才力超群。据本篇介绍，跟随重耳出亡的有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参以《史记》、《国语》，则知重耳的从者还有狐毛、贾佗、介之推等许多贤士，称得上是人才济济．他们毅然决然跟著重耳流亡．备尝艰难困苦，说明重耳能得人心。同时，也说明这些追随者有见识，有胆略。他们预见到晋国日后的形势必将朝着有利于重耳的方向发展；暂时的坎坷和磨难，必将换来日后的胜利和乐观的前景。即使是挫折和不幸，如他们的亲人被晋惠公、晋怀公杀掉，也在所不辞，死心塌地跟着重耳坚持到底。
重耳的追随者大都是当时晋国的栋梁之材或智能之士。正如僖负羁之妻所说：“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返其国；返其国，必得志于诸侯。”他们给重耳出谋划策，帮助重耳克服贵公子的陋习，激励重耳树立远大的志向，向霸主的目标奋进。总之，他们与主人公重耳不但彼此依附，而且相互依赖，因而在主仆之间建立了少有的休戚与共的关系。如同齐桓公与管仲，秦穆公与蹇叔、孟明视，勾践与范蠡、文种那样。不同的是，晋文公手下的智囊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一群，实力更加雄厚。后来，晋文公执政后不但一心依靠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从者，而且知人善任，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国语》：“晋公子好善不厌，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此三人者，实左右之。公子居则下之，动则咨焉。”可以和本篇所述相印证。
此外，公子重耳流亡期间所幸遇的几个女子几乎都是值得称颂的。如季隗对爱情的坚贞，姜氏和僖负羁之妻在政治上的远见，怀赢对个人命运的自尊自重等。《左传》作者尽力赞美这些女子，刻画她们的品质和关德，虽然笔墨不多，但对于鞭挞重耳的弱点。督促他克服轻狂、贪图安逸、任性骄傲等贵公子的劣性和陋习，显然也起着比照和催化的作用。
第三，文章用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强化主人公重耳的性格。
全篇基本上是以顺叙和补叙、追叙相结合，而以顺叙为主；在行文中又时而嵌进一则则生动有趣的小故事，以加强叙事的趣味性，使历史人物更加有血有肉。如“乞食野人”的故事，发生在他刚离狄．开始踏上周游列国之时，遇事粗暴，“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退避三舍”的故事发生在他流亡生涯结束的前夕，遇事冷静，洞察幽明，当楚成王一再问他“何以报我”时，他的回答是“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囊犍，以与君周旋。”态度不卑不亢，表现出重耳对晋楚日后必争的预见和决不牺牲国家利益的坚定立场。此外，本篇还有“季隗待子”、“醉遣重耳”、“曹共公观裸”、“怀赢不卑”、“子犯授璧”等生动而富有情趣的小故事，犹如锦簇的繁花，趣味盎然。像这类为历史添枝加叶的小故事，《左传》中琳琅满目，俯拾皆是。所以，运用小故事来强化历史人物性格，不仅是本篇的特色，也是《左传》全书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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