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指出，古时候治理军队，先寻求好的将领，然后再去挑选士兵；现在搞军事的人，往往首先招兵，却并不选择将领。这样做就像拿衣服一样，不提着衣领，结果搞成一团糟，只会自取灭亡。
因此，治理军队，首先要能找到能帮助自己的将领，这就像提衣服要提衣领一样，是管理的关键部位。曾国藩在这里强调了选择将材的重要性。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思想家、政治家都认识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发出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感叹。深切地感到军事人才在决定战争胜败、国家兴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是中国的一个识人的古语，它说明在人才不易识的情况下，相对一般人才而言，千军易得，一将就更难求了。在作为社会生活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的军事领域里，统帅的决心具有重大作用。军事领导人才是统御部队的人才。作为一支部队，一个组织，没有领导人才的控制、驾驭之意，必然是一盘散沙，缺乏战斗力，遇有困难和敌情，定将一触即溃。俗话说，蛇无头不行，讲的正是此理。因此，在识人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识别平时能练兵，战时能打仗的一般军事人才；更重要的是能识别平时能治军，战时能指挥作战的各类指挥人才。注意识别、发现和培养、选拔一批能担负起跨世纪重任的军事高级指挥人才。
关于挑选有能力人才来辅佐自己，刘邦之识郦食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史记·郦食其传》记载：郦食其，陈留高阳（今河南省杞县南）人。他好读书，家庭贫穷，无以为活，只好在里中当看门人。因其人性情与一般人有异，人们都称他“狂生”。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响应，各国将领为略地经过高阳的有数十人之多，郦生与之接触，觉得他们眼光短小，只顾眼前利益而没有远志；讲究繁琐礼节，自以为高人一等，跟他们谈深谋奇策也听不入耳。因此，郦生深自藏匿。他听人说沛公刘邦，平易近人，能采纳计谋。他认为刘邦正是他愿意追随的人，恨无人代他介绍。沛公刘邦掠地到陈留，其麾下有与郦生同乡的一个骑士归来，郦生便拜托他转告沛公：“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拉尿）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这位骑士归去，把郦生托他说的话转告给刘邦。
刘邦到高阳驿站寓所，派人召郦生，郦生人见，这时，刘邦正坐在床上让两个美女代他洗脚，郦生仅作揖，而不跪拜，立说：“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刘邦发火骂道：“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说：“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再见长者。”刘邦立即停止洗脚，起来穿戴好衣帽，请郦生上座并向他道歉。郦生就跟刘邦讲六国合纵抗秦的故事，刘邦听了很高兴，问“计将安出?”郦生说：“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刘邦采纳其计，立即派他去说陈留县令，率兵随其后，陈留县令果听郦生而归附刘邦。刘邦封郦生为“广野君”。
郦生是个很有才智的儒士。在逐鹿中原的乱世，不只主择臣，臣也择主，郦生观察起义众将，察其言行，都不能成气候，没有一个值得为之效力，于是深自藏匿。他后来主动要求人传话使能投在刘邦的麾下，主要是因刘邦平易近人，能采纳计谋。因平易近人，则能团结人，可以与之相处；能采纳计谋，自己的才智才能发挥。辅佐他以成大事。郦生并没有知错人，择错主，尽管一见面，刘邦傲态毕露，又破口骂他是贱儒，可是当他批评其错误后，刘邦能知错改错，并向他道歉，以礼相待，虚心请教。郦生一献取陈留之计，刘邦立即采纳执行。后来刘邦能图天下，也正因他有这两个超人的优点，即能团结和用五湖四海的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有众才智之士为之出谋献策，而他能采纳；能“解衣衣人”，慷慨分土封官，使众多的猛将为之奋战沙场，终于打败项羽而创建西汉王朝。
利用贤人来打天下，统治天下，先于刘邦的其他一些英明的帝王都曾用过这种方法，而且总是屡试不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已经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得到了周天子的册命，代之出现的是韩、赵、魏三个新兴的国家。在魏国，促成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国君是魏文侯。这一年，他已经执政二十二年了。此后，他在位十六年，继续推行改革的措施，使魏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力逐渐强大，成为战国初年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在这个改革图强的过程中，尊贤任能对魏国的繁荣起了重大作用。魏文侯尊贤至诚，他的老师田子方认为：“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魏文侯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对贤士十分尊重，就是对拒绝做官的贤士也照样礼敬。他对贤士段干木拒不出仕不仅不生气，反而送去百万俸禄，对他的礼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魏文侯并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实实在在按才任用，由于他尊贤任能，用人不疑，使他在当时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一大批贤才都涌向魏国，在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政治家、军事人才的帮助下，开创了魏国历史最为辉煌的时代。
秦王赢政统一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当时第一流的贤才，如王翦、王贲、蒙恬、李斯、尉缭、姚贾等。他们有的是军事家，有的是政治家，有的是外交家，他们都不是秦人，却在尽心竭力地为秦国效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固然离不开秦国本身已经取得对山东六国的明显优势的吸引，然而众多杰出人才来到秦国以后，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才干，为秦国制定和实施克敌制胜的谋略，最为关键的还在于秦王赢政知人善任，海量容才，以卑恭谦逊的态度和豁达的胸襟对待臣下和纷至沓来的宾客。正是一代雄主过人的眼光和胸襟，激励着大臣为秦的统一运筹于帷幄之内，武将也为之驰骋于千里疆场。尉缭、李斯等文武大臣都竭忠尽诚地为秦国效力，来报答秦王赢政的知遇之恩。尉缭根据自己的反间计设想，同时综合他人类似的建议，并借鉴秦国历史上施行反问计的成功经验，为秦王制定出统一天下的总战略方针：用间与用兵相结合，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相结合。根据这一总的战略方针，秦国相继灭掉了韩、赵、燕、魏、楚、齐六国，在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王朝。在统一过程中，秦王赢政折节纳人和知人善任，充分调动了文臣武将为秦效力的积极性，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为秦的统一发挥自己的才干，为秦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治理国家确实需要贤士，但更根本的还需要依靠民众。“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家的兴亡决定于民心的向背，这是亘古未变的真理。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为政者如果不以人民为念，轻则亡身，重则亡国。因此古代一些英明的执政者为赢得民心，获得政治资本，也能做出一些示范。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军猛攻荆州（今湖北江陵）。当时正以客卿身份居住荆州数年的刘备受命负责御敌之事，不过接到曹操领军来袭的报告时，敌军已经迫在跟前。在当时的情形下，只有撤退而已。结果，无数仰慕刘备仁德的百姓都跟着他走了。带着一大堆碍手碍脚的非战斗人员，使得行军速度缓慢下来，如此下去，被曹操追上，是旦夕之间的事情，有人建议抛弃随军的百姓，刘备却以凛然的态度说：“要完成大业，必须以人民为根基，这么多百姓由于仰慕我而跟来，我怎么能丢弃他们不管呢?”刘备所强调的民本主义，当然和近代的民主主义不同。然而，在绝对专制政治统治形态的当时，以保护人民为优先的君主，可以说是对民众力量的正确认识。
另外，像刘备“三顾茅庐”，力请诸葛亮的故事也是人人皆知。我们前面提到的台湾企业家王永庆效先人之行，五访“茅庐”，方请得当今台塑集团的首席顾问丁瑞铁先生。丁瑞铁在台湾金融界颇有地位。1964年，台化公司成立前夕，资金短缺，经企业家陈逢源介绍，王永庆认识了丁瑞铁。当时丁瑞铁任大同公司协理，因而婉言谢绝了王永庆邀他到台塑的诚意。但是王永庆没有放弃，他深深知道人才难得，于是效刘备之法，先后五次盛情邀请丁瑞铁。在真诚的感动下，丁瑞铁终于答应了王永庆。决定赴台塑效力。丁赴任后，就创下了民营企业直接向国外取得长期低息贷款的先例，台塑所需要的资金就此解决。目前，在丁瑞铁的鼎力相助下，台塑创下了台湾化纤纺织第一位、民营制造业第三位的成绩。
求才贵心诚意挚。王永庆的成功莫不归因于他求贤若渴的执著，这也反映了一个明星企业家应有的风采。
在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也十分注意集中有才能的人的智慧和力量，因为它是领导者重要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否则“单枪匹马”是做不成大事的。1956年6月，李光耀出任新加坡总理，尽管他有雄才大略，但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新加坡，他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创建大业，首先需要有一大批第一流的经济专家和其他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为此，李光耀以他那博大的政治胸怀，为创建一个现代化的新加坡而广泛地招贤纳土。
李光耀首先起用的是吴庆瑞。此人毕业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是当时新加坡较有名气的经济博士。李光耀十分欣赏他的才华，于是任命他为财政部长，负责全面的经济整顿与改革。后来李光耀两次遇到经济难题，都是这位得力助手帮助他排忧解难的。除了吴庆瑞之外，李光耀所选拔的内阁人员中，个个都是专家里手。原国家发展部部长林金山，在助手侯永昌、郑章远的协助下，成功地解决了新加坡最严重的房荒问题。对此李光耀深有感触地说：“正是这三位身居要职的杰出人才把几乎失败的事业化为成功!”
从新加坡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李光耀就十分重视对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养提高，特别是对那些年轻有为、专业程度高而且能胜任国家高级领导的尖端人才，更是爱惜备至。从七十年代起，他就注意培养第二代接班人。他认为如果能有一批杰出的年轻人承前启后，国家领导层就能继往开来。1984年，人民行动党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首次自我更新的大改组，推选了20名30岁至40岁的中青年人进入议会，他还任命了一批30多岁的青年人担任各部的政务次长。1985年7月组成的经济委员会，李光耀大胆地让位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充分发挥年轻人的才干。李光耀曾在宣誓仪式上豪迈地讲：“1959年我当‘冲锋’，1981年转为‘中锋’，今天我们‘中锋’的角色让给年轻领袖。他们已经受到了各自角色的考验，我现在退当‘守门员’。”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光耀大胆起用年轻人的方略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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