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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海一蓑翁（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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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442117/《西游记》第一回，石猴第一个进入水帘洞，便可成为众猴之王。这反映出在一个丛林法则的自然世界里，只有最有勇气和力量的个体，才有望成为领导者，这跟后世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逻辑截然不同。而石猴称王之后，自觉被奉为“千岁大王”，则体现出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尊重，有玉帝为万岁，玉帝治下的石猴只能屈尊为“千岁”。除非造反，否则这一等级秩序很难改变。猴子群体内部，可以奉行丛林法则，而这个群体放置在大的社会环境里，又能遵循大社会的结构与等级秩序。
《西游记》第二回，孙悟空的老师菩提祖师既能谈玄，又能问禅，甚至儒家、阴阳家、墨家等三教九流的学问，也都能传授给悟空。作者对菩提祖师这样的定位，跟《西游记》成书的明代中后期，思想界三教合流的现象，应该有着对应关系。这种三教合流，早在两宋时期，就已经非常呈现端倪。余英时先生在其名著《朱熹的历史世界》里，记述的两宋时期那些大谈家国天下的高僧，就是明证。
《西游记》第二回，菩提祖师给孙悟空列出的变化法术选择，一为三十六，一为七十二，一合天罡之数，一合地煞之数。这体现了中国传统之中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特点，一切人伦法术，均跟天道对应。而这种重视数字的修辞，比如喜欢九，喜欢六，喜欢十二和十二的倍数的惯习，一方面反映出中国重视和谐的文化特点，另一方面，这种数字修辞化，不跟实际直接对应的做法，跟黄仁宇所说的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弊端，直接关联。
《西游记》第四回，即便像孙悟空这样胆大包天、无所顾忌的毛猴，其打出“齐天大圣”这样的称号，也要首先来自外人的力推和建议，这跟魏晋时期的两度禅让，均先由下属臣子做足劝进工夫如出一辙。古来帝王也只能称“天子”，而孙悟空号称“齐天”，已经是一种僭越，又要称为“大圣”，试图集道统和政统于一身，其遭来玉帝的镇压，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西游记》第五回，天兵天将再次下来捉拿孙悟空，孙悟空安排的是独角鬼王和七十二洞妖王打头阵，最后大战下来，众妖怪全数被擒，而猴兵猴将则一人未损。在战争中的布置与安排，立马体现出一种非我族类的“差序格局”。这一点，跟金元灭宋、满清灭明时，汉人降军打头阵，出力最多，是一样的逻辑。降军或非嫡系部队先行，一方面是考验他们的忠心，另一方面也是消耗其有生力量，减少本方的不安定因素。古往今来，一直如此。
《西游记》第九回，玄奘生母殷小姐在大仇得报、阖家团聚之后，两次寻求自尽，并最终得偿所愿。这里，作者或许是把自己所生活的明代中期盛行的道学伦理，移用到书中的唐朝初年。须知唐代文化和社会氛围开放，从武则天到杨贵妃，都有过侍奉父子帝王的经历，当时女子的“从一而终”观念，应该不会有宋明时期那么强烈。判断一部小说，不只要看他所描绘的是什么历史时期，更要看作者生活在什么历史时期。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有此意。
《西游记》第十一到十二回，唐皇游地府这段，讽刺意味十足。皇帝即便到了阴曹地府，仍然享受地位的尊贵和各种特权，然而毕竟寄人篱下，要想延长阳寿，也必须百般贿赂，就连帮自己给阴间送礼的小民，也可以享受借御妹尸首还魂的特权。此等种种，与其说是写唐朝，不如说是写明朝中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带来的一切皆可商品化的陋习。正是因为其极强的讽刺性和社会批判性，李珞导演才会选择将这段故事搬到现代社会里，那也是中国独立电影里的经典作品《唐皇游地府》的由来。
《西游记》第十七回，孙悟空去找观音收回被黑熊精劫掠的袈裟，反遭观音怪罪悟空毁了自己的下界香火。可见观音的满口仁义慈悲，还是直接跟自己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最后收了黑熊精，还不忘用作自己空闲山洞的守山大神。表面上是慈悲为怀，实际上还是在扩充自己的势力。可怜悟空虽然神通广大，但毫无背景的他，在观音、玉帝等眼中，并不比那些妖怪强到哪里去，就连去解难，看的也是唐僧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