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史学不同，社会史着力关注普通民众，展现日常生活，深入具体社群，还历史以“整体性”面目。作为人类学最具特色的研究法，“田野工作”可以为社会史学者所借鉴，以改变史料搜集的途径，丰富历史提问方式，重现社会生活情境，解读地域性知识，从而实现社会史的“整体性”目标。
历史本身是复杂、多元的，它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但历史上能够掌握话语霸权的，却总是官方和有特权者，当然也都是男性，他们将自己的声音凌驾于、笼罩于其它声音之上，让人们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构成历史。由于他们关注的，基本上都是政治的权力的斗争，他们编纂的文献便成为一系列政治制度兴废和权力交替的纪录和集成，而这些也便成为传统史学研究的主流，这不仅因为研究者主要是由上层社会的男人们组成，更由于史学研究的依据始终是由这些人记录的文献。
看来，完全依赖现成的历史文献产生不了新叙述史。为难之际，史家从人类学那里得到启示。普通人几乎是人类学家的唯一关注对象，在普通人生活的许多原始社群，连文字可能都不存在，当然谈不上有什么文献。人类学者直接来到田野，实地调查和倾听，以此作为撰写社群志书的素材。社会史学家认为，既然针对社群现实的人类学可以记录下民众的声音，那么，指向过去的历史学同样可以深入田野，存录下社群集体记忆，所谓“口述史”，便是这样一项历史人类学的实践。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认为，社会史的出现是一种“人类学转向”5。
但其实，我们只是在重新认定“口述史”在历史叙述中的地位，因为，远古时代的历史，“在尚未触及记录者的笔端之前，其传授也是全凭着人们的记忆，经过从口到耳的途径，代代相传”6。社会史的“田野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复兴一项古老技艺。
在社会霸权之下，普通女性被看作是“沉默的人群”，因此，口述史料在妇女史研究中受到特别的重视。应该说，历史文献中并不缺乏关于女性的记载，问题是，这些记载是由男性代言的，很少有女性自己的声音。有鉴于此，一些妇女史研究者走进田野，就某些专题挖掘普通妇女的历史记忆，“用女性的表述证明女人的存在”7。这种做法是人类学的，却构成了历史。这样的历史与文献中的记载可能会不太一样，却逼近真实。以缠足为例，其起源，一般认为跟男性的变态审美观念相关，作为一个符号，它意味着女性对男性需求的绝对服从，但从妇女的口述中，人们发现，男性未必就认同小脚美，反而女性更崇尚这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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