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月，我们这些小学五年级都没上完的孩子，稀里糊涂的被分配在就近的第51中学，开始了记忆模糊的中学时代。第51中学文革前就是个比较差的分配学校，曾经被我们称为流氓学校，如果不是文革动乱，我是绝对不会上这个学校的，如今51中也早已不复存在，就如同我们这段记忆模糊的中学时代一样，我甚至有过疑问：它真的存在过吗？
中学时代，本应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十几岁的花季年华，可对于我们这些处于乱世中的孩子，它却是一个记忆模糊的时代。人的记忆真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对于那些美好事情，总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记忆，清晰的留在你的心灵深处，令人终生难忘；而那些你不愿回首的事情，留下的记忆却是破碎的、模糊的，在你的心底甚至没有它的位置。我的中学时代就是这样，当我回首往事时，这段时间在我的人生之路上，竟是那样的模糊、杂乱、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甚至连大多数同学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希望对自己的一生有个完整的总结，中学时代是不可越过的，加之小学和大学的同学都有联系，经常有个聚会，使我对中学同学的思念之情越发强烈，几十年过去了，同学们，你们现在哪里，都还好吗？
2005年2月16日，中学毕业35年之际，我在校友录上创建了我们班级，51中学70届齐学琴班，齐学琴是我们的班主任，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她是我中学时代记忆较为清晰的面孔之一，美丽是可以留给人深刻记忆的，记得当时我父母曾经希望能有人把她介绍给我的哥哥。
我满怀期望的等待着，我已经筑好了窝，等待同学们飞回来。
时间过去了三年八个月，终于等来了一位同学，2008年11月6日，一个男生汪宗勇加入进来，惊喜寒暄之余我们共同回忆起一些往事，也同时回忆起部分同学的名字，勾起我心底仅存的对那个模糊时代的点滴记忆。
当时的51中学同其他学校一样，是由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我们的班级都按军队编号，年级是连，班级是排，小组是班。我们班级是七排，班主任是齐学琴，年级主任好像是吴书琴，也是一个漂亮的女教师；当时的校长好像是马诚，一个讲话眉飞色舞、滔滔不绝的男教师；校医是迟增亮，是个战争年代过来的军医，他讲过亲身经历的生死，一个战士受伤要喝水，他给喂了水结果那战士牺牲了，他说流血过多时不能喝水，讲到此处他都哭了；物理老师是杨思烈，他给我们讲的原子弹原理课，是中学课堂留给我仅有的记忆了。
我们七排的排长是张磊，一个很干练的女生，毕业时分在了房山的3608厂，听说后来在搞仙妮蕾德还是安利产品，好像还做的挺大。我记忆的女生情况有：徐群，与我同分在二机床厂，李晓霞分在3608厂，李苏分在街道工厂，后调到市公安局；胡蓉好像在宣武区委，后来在北京市体育局任领导职务。翻旧照片，又找到几个女同学：宣明慧、奚郅云、张金环、还有一个女生怎么也想不起名字了，后来努力回忆想起好像是殷素珍，真后悔当时怎么就不在照片后面写上名字呢？
汪宗勇提供的男生情况：刘文宣，现在北京一个公司担任领导，刘继臣在成都担任局级领导，汪宗勇现在首钢公司，经他回忆起几位男生：齐小原、吕小林、杨守谦、刘宇光、杨逢澄、周晨、王连仲、裘维璞、甄士德、尚宝成。
我们相约继续寻找同学信息，也盼望同学们能上网上校友录。
回忆中学三年，那时的学校上课很少，我们做过的事情，一是开会，多数时间在开各种各样的会，全校师生在大操场上，或站立或坐地下，听着各类领导的讲话，各种批判会，还要不停的斗私批修，感觉非常烦也不敢说。操练，经常地从学校一下子跑到紫竹院公园，去抓特务；劳动，下乡收麦子，去隔壁的印刷一厂装毛选的塑料皮，去公交车上维持秩序，挖防空洞，脱砖坯等。
开大会唯一留下美好印象的，是我们年级有个叫朱辉的男生，父母是五院的知识分子，会拉小提琴，经常在会上演奏，拉的最多的是阿尔巴尼亚曲子：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就这么一首曲子，在那个文艺洪荒的年代，听得我们如醉如痴！后来朱辉好像是跟随兄姐去了云南，传说后来去缅甸参加了缅共，也有传说是死在了热带丛林的，朱辉成为了一个传奇人物。
中学时代留给我美好回忆的，还有我参加了学校的鼓号队，担任小军鼓鼓手，那时经常发表最高指示，晚上八点新闻联播一播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就立刻跑到学校集合上街游行，我们鼓号队走在学校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我们小军鼓是紧跟着指挥排在乐队最前列，我还排在小军鼓的第一排，后边依次是大鼓、大锣、大镲、最后是铜管乐，指挥先将指挥旗指向天空，示意我们立刻安静下来，全神贯注准备好，只见潇洒的用力向下一挥，开始！我们就敲起了激越雄壮的鼓点，小鼓、大鼓、军号齐鸣，之后我们看着指挥的手势一曲曲奏下去，引来无数游行者赞叹的目光，经常会听到“再来一曲”的叫好声，走在第一排的我好兴奋好自豪，那感觉是真好啊！从地处西便门的学校走到天安门往返要几个小时，累和苦都不在话下啦！记得我们的指挥是高年级的男生，好像一个叫李信，一个叫徐东北，我们年级徐华北的哥哥，两个很帅气的大男孩，后来好像都去插队和兵团了。
鼓号队的活动给我枯燥乏味的中学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1970年6月份，一部分同学分配了工作，我们留校的重新分了班，班主任是杨思烈老师，小学同学刘清和吴小青都合到我们班了，加上李苏我们几个都住一个楼，上学下学结伴走很是快乐。
下半年留下最深印象的事情就是秋收劳动及军训活动了，给我们的中学时代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这次军训从9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我们去团河农场参加了整个秋收劳动，与以前去农村给老乡收麦子不同，这次是住在军营里，由解放军全权管理，劳动和军事训练同时进行，割稻子的活很累，但精神很愉快，打谷场上，爬上高高的稻子垛，躺在上面看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看金黄的稻穗、远方的绿树，或许从那时起我爱上了秋天这收获的季节。
军事训练是从整理内务开始，学习叠豆腐块被子时，班长拿我的被子做示范，只听呲的一声，被里扯了个大口子，把大家乐的不行。还有练习匍匐前进，没经过训练的我们拱了半天还是原地不动，最可怕的是夜间紧急集合，正睡得迷迷瞪瞪的，一声哨响，拽上衣服就往外跑，边跑边系扣，集合后就是一阵急行军，跑得我们直喘大气，当时我是个小班长，跑在队伍前面，可以掌握节奏，这可比后面好多了，跑步最怕在后面，必须随着前面的节奏跑，非常累人。
军训临近尾声时，我们隔壁房间的另一班，出了一件蹊跷事，至今想来还有些毛骨悚然。晚上女生宿舍里，鲁燕在绘声绘色的讲鬼故事，大家聚精会神的听着，讲到裉节上，随着鲁燕大叫一声，就听噗通一声，一个女生应声倒下，背过气去，赶快送到卫生所，人是醒过来了，可从此就精神失常了，直到我们毕业也没有好，不知后来什么情况。奇怪的是，当时鲁燕也吓得够呛，哭着跑出了宿舍，没想到回来就中风嘴歪了，好在后来通过针灸等治疗好了。很多人议论起此事，纷纷说团河农场过去是监狱，我们住的地方是监舍，可能有不干净的地方，一时间鬼魂附体等流言四起，搞得我们晚上起夜上厕所都挺害怕的。
一个多月的军营生活，给我们无味的中学生活留下些美好的记忆，我也由此萌发了去当兵的想法。时值年末，刚好是招兵季节，通过在北京卫戍区工作的父亲老战友李叔叔，我参加了内部招兵，当时和我一起的还有个叫刘京生的女孩子，我俩面试体检等几道关口都过了，最后一天是发军装，我三哥陪我在王府井北边一个院里等了一天，只看着一个个的小姐妹依次被点名，当时领上军装立马就被接兵的带走了，等到最后居然也没叫到我，真奇了怪了！后来才得知我是被分在了空军，那时空军特左，因为我父亲当时还没通过造反派的审查，没恢复党籍，李叔叔说他再去别的兵种想想办法。
可巧的是此时学校里分配工作的告示出来了，我被分在离家很近的第二机床厂，一机部直属大型国企。那是接连几届上山下乡后的第一次分配北京，当时我三个哥哥都在外地，本来父亲也不舍得我走，他和李叔叔一商量，决定不给我办当兵了，当时我又哭又闹也不管用，就此我的当兵梦是彻底破灭了。
记得那时因为我迟迟没有去报到，吴书琴老师还来过我家找母亲，希望我尽快去报到，说二机床厂是我们这次分配非常好的单位，很多人听说都要抢着去，学校对我还挺不错的，这也成为父母劝说我留在北京的主要因素。
我们的分配是1970年12月下旬，我报到时已是1971年的1月份了，可能是学校与厂里并没有说是我个人原因迟迟没去，报到后厂里还补给我半个月工资8元钱，当时学徒工是16元/月，那时的企业在工资上还是挺宽容的，上半月报到就是全工资，下半月报到就是半月工资。而且我的工龄一直也是按照1970年算的，这点我还是挺感激学校和二机床厂的。
北京第二机床厂，拉开了我青年时代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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