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月,我们这些小学五年级都没上完的孩子,稀里糊涂的被分配在就近的第51中学,开始了记忆模糊的中学时代。第51中学文革前就是个比较差的分配学校,曾经被我们称为流氓学校,如果不是文革动乱,我是绝对不会上这个学校的,如今51中也早已不复存在,就如同我们这段记忆模糊的中学时代一样,我甚至有过疑问:它真的存在过吗?
中学时代,本应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十几岁的花季年华,可对于我们这些处于乱世中的孩子,它却是一个记忆模糊的时代。人的记忆真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对于那些美好事情,总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记忆,清晰的留在你的心灵深处,令人终生难忘;而那些你不愿回首的事情,留下的记忆却是破碎的、模糊的,在你的心底甚至没有它的位置。我的中学时代就是这样,当我回首往事时,这段时间在我的人生之路上,竟是那样的模糊、杂乱、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甚至连大多数同学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希望对自己的一生有个完整的总结,中学时代是不可越过的,加之小学和大学的同学都有联系,经常有个聚会,使我对中学同学的思念之情越发强烈,几十年过去了,同学们,你们现在哪里,都还好吗?
2005年2月16日,中学毕业35年之际,我在校友录上创建了我们班级,51中学70届齐学琴班,齐学琴是我们的班主任,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她是我中学时代记忆较为清晰的面孔之一,美丽是可以留给人深刻记忆的,记得当时我父母曾经希望能有人把她介绍给我的哥哥。
我满怀期望的等待着,我已经筑好了窝,等待同学们飞回来。
时间过去了三年八个月,终于等来了一位同学,2008年11月6日,一个男生汪宗勇加入进来,惊喜寒暄之余我们共同回忆起一些往事,也同时回忆起部分同学的名字,勾起我心底仅存的对那个模糊时代的点滴记忆。
当时的51中学同其他学校一样,是由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我们的班级都按军队编号,年级是连,班级是排,小组是班。我们班级是七排,班主任是齐学琴,年级主任好像是吴书琴,也是一个漂亮的女教师;当时的校长好像是马诚,一个讲话眉飞色舞、滔滔不绝的男教师;校医是迟增亮,是个战争年代过来的军医,他讲过亲身经历的生死,一个战士受伤要喝水,他给喂了水结果那战士牺牲了,他说流血过多时不能喝水,讲到此处他都哭了;物理老师是杨思烈,他给我们讲的原子弹原理课,是中学课堂留给我仅有的记忆了。
我们七排的排长是张磊,一个很干练的女生,毕业时分在了房山的3608厂,听说后来在搞仙妮蕾德还是安利产品,好像还做的挺大。我记忆的女生情况有:徐群,与我同分在二机床厂,李晓霞分在3608厂,李苏分在街道工厂,后调到市公安局;胡蓉好像在宣武区委,后来在北京市体育局任领导职务。翻旧照片,又找到几个女同学:宣明慧、奚郅云、张金环、还有一个女生怎么也想不起名字了,后来努力回忆想起好像是殷素珍,真后悔当时怎么就不在照片后面写上名字呢?
汪宗勇提供的男生情况:刘文宣,现在北京一个公司担任领导,刘继臣在成都担任局级领导,汪宗勇现在首钢公司,经他回忆起几位男生:齐小原、吕小林、杨守谦、刘宇光、杨逢澄、周晨、王连仲、裘维璞、甄士德、尚宝成。
我们相约继续寻找同学信息,也盼望同学们能上网上校友录。
回忆中学三年,那时的学校上课很少,我们做过的事情,一是开会,多数时间在开各种各样的会,全校师生在大操场上,或站立或坐地下,听着各类领导的讲话,各种批判会,还要不停的斗私批修,感觉非常烦也不敢说。操练,经常地从学校一下子跑到紫竹院公园,去抓特务;劳动,下乡收麦子,去隔壁的印刷一厂装毛选的塑料皮,去公交车上维持秩序,挖防空洞,脱砖坯等。
开大会唯一留下美好印象的,是我们年级有个叫朱辉的男生,父母是五院的知识分子,会拉小提琴,经常在会上演奏,拉的最多的是阿尔巴尼亚曲子: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就这么一首曲子,在那个文艺洪荒的年代,听得我们如醉如痴!后来朱辉好像是跟随兄姐去了云南,传说后来去缅甸参加了缅共,也有传说是死在了热带丛林的,朱辉成为了一个传奇人物。
中学时代留给我美好回忆的,还有我参加了学校的鼓号队,担任小军鼓鼓手,那时经常发表最高指示,晚上八点新闻联播一播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就立刻跑到学校集合上街游行,我们鼓号队走在学校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我们小军鼓是紧跟着指挥排在乐队最前列,我还排在小军鼓的第一排,后边依次是大鼓、大锣、大镲、最后是铜管乐,指挥先将指挥旗指向天空,示意我们立刻安静下来,全神贯注准备好,只见潇洒的用力向下一挥,开始!我们就敲起了激越雄壮的鼓点,小鼓、大鼓、军号齐鸣,之后我们看着指挥的手势一曲曲奏下去,引来无数游行者赞叹的目光,经常会听到“再来一曲”的叫好声,走在第一排的我好兴奋好自豪,那感觉是真好啊!从地处西便门的学校走到天安门往返要几个小时,累和苦都不在话下啦!记得我们的指挥是高年级的男生,好像一个叫李信,一个叫徐东北,我们年级徐华北的哥哥,两个很帅气的大男孩,后来好像都去插队和兵团了。
鼓号队的活动给我枯燥乏味的中学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1970年6月份,一部分同学分配了工作,我们留校的重新分了班,班主任是杨思烈老师,小学同学刘清和吴小青都合到我们班了,加上李苏我们几个都住一个楼,上学下学结伴走很是快乐。
下半年留下最深印象的事情就是秋收劳动及军训活动了,给我们的中学时代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这次军训从9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我们去团河农场参加了整个秋收劳动,与以前去农村给老乡收麦子不同,这次是住在军营里,由解放军全权管理,劳动和军事训练同时进行,割稻子的活很累,但精神很愉快,打谷场上,爬上高高的稻子垛,躺在上面看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看金黄的稻穗、远方的绿树,或许从那时起我爱上了秋天这收获的季节。
军事训练是从整理内务开始,学习叠豆腐块被子时,班长拿我的被子做示范,只听呲的一声,被里扯了个大口子,把大家乐的不行。还有练习匍匐前进,没经过训练的我们拱了半天还是原地不动,最可怕的是夜间紧急集合,正睡得迷迷瞪瞪的,一声哨响,拽上衣服就往外跑,边跑边系扣,集合后就是一阵急行军,跑得我们直喘大气,当时我是个小班长,跑在队伍前面,可以掌握节奏,这可比后面好多了,跑步最怕在后面,必须随着前面的节奏跑,非常累人。
军训临近尾声时,我们隔壁房间的另一班,出了一件蹊跷事,至今想来还有些毛骨悚然。晚上女生宿舍里,鲁燕在绘声绘色的讲鬼故事,大家聚精会神的听着,讲到裉节上,随着鲁燕大叫一声,就听噗通一声,一个女生应声倒下,背过气去,赶快送到卫生所,人是醒过来了,可从此就精神失常了,直到我们毕业也没有好,不知后来什么情况。奇怪的是,当时鲁燕也吓得够呛,哭着跑出了宿舍,没想到回来就中风嘴歪了,好在后来通过针灸等治疗好了。很多人议论起此事,纷纷说团河农场过去是监狱,我们住的地方是监舍,可能有不干净的地方,一时间鬼魂附体等流言四起,搞得我们晚上起夜上厕所都挺害怕的。
一个多月的军营生活,给我们无味的中学生活留下些美好的记忆,我也由此萌发了去当兵的想法。时值年末,刚好是招兵季节,通过在北京卫戍区工作的父亲老战友李叔叔,我参加了内部招兵,当时和我一起的还有个叫刘京生的女孩子,我俩面试体检等几道关口都过了,最后一天是发军装,我三哥陪我在王府井北边一个院里等了一天,只看着一个个的小姐妹依次被点名,当时领上军装立马就被接兵的带走了,等到最后居然也没叫到我,真奇了怪了!后来才得知我是被分在了空军,那时空军特左,因为我父亲当时还没通过造反派的审查,没恢复党籍,李叔叔说他再去别的兵种想想办法。
可巧的是此时学校里分配工作的告示出来了,我被分在离家很近的第二机床厂,一机部直属大型国企。那是接连几届上山下乡后的第一次分配北京,当时我三个哥哥都在外地,本来父亲也不舍得我走,他和李叔叔一商量,决定不给我办当兵了,当时我又哭又闹也不管用,就此我的当兵梦是彻底破灭了。
记得那时因为我迟迟没有去报到,吴书琴老师还来过我家找母亲,希望我尽快去报到,说二机床厂是我们这次分配非常好的单位,很多人听说都要抢着去,学校对我还挺不错的,这也成为父母劝说我留在北京的主要因素。
我们的分配是1970年12月下旬,我报到时已是1971年的1月份了,可能是学校与厂里并没有说是我个人原因迟迟没去,报到后厂里还补给我半个月工资8元钱,当时学徒工是16元/月,那时的企业在工资上还是挺宽容的,上半月报到就是全工资,下半月报到就是半月工资。而且我的工龄一直也是按照1970年算的,这点我还是挺感激学校和二机床厂的。
北京第二机床厂,拉开了我青年时代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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