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商贸文化的杂交, 是晚清中国商贸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晚清广州是中国近代最早受到西方商贸文化冲击的地区, 不仅西方商业贸易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和商人的生活方式对广州的商人起了巨大的示范作用, 19世纪中期广州率先开埠后, 英语成为中外商贸交流的重要交际语言, 能否掌握一口实用的英语口语, 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成功的买办、通事、跑楼、跑街等涉外职业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活动在中外商贸之间的这些中介人所使用的英语也有层次高低之分, 活动在码头、街头的通事掮客所说洋泾浜往往最蹩脚, 而从事货物生意交易的通事经纪人一般要略好一些, 洋行里的买办相对程度最高。璧经堂、成德堂、富桂堂、荣德堂、富桂堂、以文堂等主人最早认识到空间横向展开的这种历史力量对于外语读物的引导, 注意到了广州地区这批新的职业化的读者群体的形成。他们没有丰厚的古典知识, 又无进入教会学堂深造的条件, 但是他们迫切希望掌握英文这一扩大生存机会的新的资本, 特别是在广州这个变动之中的、充满着商机的通商口岸, 英语同许多其他技能一样, 是从事中外商贸行业的一种必备的手段, 而这些 《红毛通用番话》读本正是获取这份资本和扩大就业机会的主要学习材料。因此, 广州最早成为印行多种 《红毛通用番话》的地区就不是偶然的了。 《红毛通用番话》读本的出版, 培养了第一批能够说一口广东英语口语却又不能读英文的层次较低的码头通事和跑街、跑楼先生。一些没有时间和精力进入学堂深造的下层商贾或许就是通过这些番话读本来完成初步的英语学习的。由于中外交往中西方人也有学习汉语的要求, 当时不少西方人都认识到“造成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互相憎恶和摩擦的原因是他们无法理解对方的语言和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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