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以互联网、手机客户端和网络电视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成为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平台。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8.54亿，全年新增网民2598万，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1.2%；手机网民规模达到8.47亿，全年新增手机网民2984万；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从2018年年末的98.6%提升至99.1%。这些数据表明，在网络新媒体技术的驱动下，网络信息的广泛传播与扩散可能引发以校园突发事件为焦点的网络舆情在人与信息不断融合的环境中产生远超事件本身的社会影响。
网民的行为和情绪导向对校园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发展会产生较强的连锁反应。网民通过媒体报道和新媒体平台获取关于校园突发事件的信息，经过个体认知处理后，再借助新媒体平台进行情绪和诉求表达。这种情绪表达往往表现出非理性特征，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从而产生群体极化效应。在网民群体中，存在不同身份和地位的利益相关者，如网络谣言制造者、虚假信息传播者等，他们会散布大量不实信息，导致网民对事件本身的认知出现偏差。
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是应对校园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主要部门。由于校园突发事件容易引发广泛关注，网民的代入感强，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在舆情应对过程中很容易成为舆论的焦点。教育主管部门的行为通常是媒体关注的中心。如果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在应对校园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时表现出不当行为或消极态度，会迅速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并批评的焦点，从而引发次生舆情，增加舆情处理的难度。
新媒体为校园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的演化提供了社会环境，并推动了校园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主体和公众行为的改变。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认为，风险事件经过信息传播、制度结构和个体行为的共同作用，塑造了风险的社会感知，并最终形成风险结果。校园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的过程相当复杂，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可以将其分为酝酿阶段、扩散阶段、升级阶段和衰退阶段。由于校园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演化的复杂性，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可以将舆情风险演化过程细分为生成机制、扩散机制、放大机制和效应机制四个阶段。
校园突发事件爆发后，包括学校、媒体、政府在内的多元利益主体通过对舆情风险的感知，把握校园突发事件的发展态势。学校对校园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态势感知和应对行为在整个舆情风险应对过程中至关重要。如果对网络舆情回应不及时，容易错失处理校园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的最佳时机。校园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扩散的过程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互动的过程。为了防止风险信息在非理性因素的驱动下不断扩散，演变为新的舆情风险，需要构建校园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协同应对体系，实现信息共享，建立相互信任，控制谣言和虚假信息的传播，阻断风险放大的渠道。同时，应完善风险沟通机制，引导公众理性表达诉求，在新媒体环境中，开辟多样化的风险沟通渠道，形成家庭、学校和社会多元协作的校园舆情协同应对体系。
校园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因素的聚集导致了舆情危机的产生。如果不采取有效的舆情风险治理措施，将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舆情危机。运用弹性治理思维到校园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治理过程中，采取适当的风险干预措施，将舆情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有助于快速解决阶段性的舆情危机。弹性治理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校园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有效遏制舆情危机。
在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应对校园突发事件舆情风险过程中，应主动与受害者及其家属进行互动沟通，及时了解并满足其利益诉求。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将公众关心的真相还原，修复信任机制。此外，注重培养学校舆情风险意识，在舆情危机应对中总结经验教训，也是弹性治理思维的重要体现。学校及政府部门应注重事后的评估和学习，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修订和完善校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高适应环境变化和风险处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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