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作家：
冼星海，生於一九零五年六月十三日（农历五月十一日），原籍广东番禺，父亲冼喜泰是一个船工，在他出世时已去世，母亲黄苏英是一个农村妇女。冼星海自少依靠祖父生活，六岁时祖父去世，随母亲到南洋，进了一所旧式学校，攻读四书五经。后转到英国人办的英文学校，攻读英文。十一岁转到华侨办的高等小学，读了两年，回到广东，进岭南大学附中，又升入大学，一直以半工读来维持生活，
一九二四年，冼星海学习结束，做过打字员、工人、夜校教员和岭南大学
冼星海
音乐教员。二十一岁那年到北京进北大音乐传习所学理论和小提琴，兼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翌年到上海国立音乐院学习，一九二九年离开国立音乐院，加入田汉所组织的南国剧社。
一九三○年，二十五岁的冼星海出国到法国巴黎，随奥伯多菲尔学习小提琴，在巴黎六年，曾进过法国国立巴黎音乐院和丹第（Vincent d''Indy）创办的音乐学校，做过饭店堂馆、修指甲和咖啡店的杂役和音乐师等。他初期的作品如《风》（三重奏），明显地受到当年他跟从过的杜卡（Paul Dukas）及丹第的影响。
冼星海一九三五年夏末回国，改变了创作方向，参加了汹涌澎湃的国防音乐运动，开始写作第一交响曲，并于百代唱片公司工作，但不久就因与公司意见不合而辞职，转入新华影片公司任《壮志凌云》《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等片的音乐指导。
一九三七年冼星海为《日出》《大雷雨》等剧作曲配音。“八·一三”事变后，加入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到浙江、河南、湖北等地宣传；年底留武汉，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与张曙等共同主持武汉抗战音乐运动。翌年十一月，第三厅工作受阻碍，奔赴延安，出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一九三七年初，创作《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牺盟大合唱》等作品。
一九四○年五月，冼星海离延安赴苏联深造音乐，一九四五年四月在病中完成最后的作品《中国狂想曲》，十月三十日病逝莫斯科，享年四十岁。冼星海在苏联的最后五年，完成不少器乐作品，包括有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管弦乐第一组曲《后方》、第二组曲《牧马词》、第三组曲《敕勒歌》、第四组曲《满江红》、交响乐《中国生活》、中国舞曲三首、小提琴与两架钢琴合奏曲《阿曼盖尔德》，而《中国狂想曲》则不幸成为他的“天鹅之歌”。
词作家：
光未然（1913—2002），原名张光年,湖北省光化县人(现老河口市)，现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著作颇丰。1913年11月1日生。1927年在家乡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次革命失败后，曾做过商店学徒、书店店员和小学教员,享年89岁。
著作有：著有论文集《戏剧的现实主义问题》（1957）、《文艺辩论集》(1958)、《风雨文谈》(198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光未然出版的诗集有《五月花》（1960），共收录了作者解放前后的代表作 30余首，其中包括长诗《屈原》、组诗《黄河大合唱》、《三门峡大合唱》等名篇。未入集的作品尚有政治抒情诗《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惊心动魄的一九七六年》,以及长篇叙事诗《英雄钻井队》等歌词《五月的鲜花》，组诗歌词《黄河大合唱》，论文集《风雨文谈》、《青春文谈》、《光未然戏剧文选》、《江海日记》、《向阳日记》、《文坛回春纪事》、《光未然诗存》和一部诗歌集，论文《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等。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因鄂北组织被破坏，失掉党的组织关系。 30年代起从事进步的戏剧活动和文学活动。1936年在武汉发表歌颂抗日志士、反对卖国投降的歌词《五月的鲜花》。歌中唱道：“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由阎述诗谱曲后，以其深怀忧患与悲愤体现浓郁深沉的抒情气息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广泛传唱。1937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他的《街头剧创作集》出版。1939年1月,率领抗敌演剧第三队由晋西抗日游击区奔赴延安。同年3月，到延安后创作歌颂中华民族精神的组诗《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颂》（被选入初中一年级下学期人教版语文书第六课）。经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谱曲后,4月在延安首次上演，此后在全国各地广泛传唱，受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这组诗，雄健磅礴，深沉浑厚，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英雄诗篇，也是抗日战争时代现实的悲壮图画。反映了人民空前的觉醒，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不屈服的斗争精神。在艺术上，全诗构思完整,布局讲究,以黄河这一中华民族的象征为贯穿形象，熔铸了澎湃的激情，使全诗呈现出强大的力度。同时由于诗人从中国传统诗词表现手法上汲收借鉴，组诗节奏明快，语言凝炼。 1939年诗人到延安后，又创作了篇幅与规模更大的组诗《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共有八个乐章，分别是：《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对口曲》《黄水谣》《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诗中雄奇的想像与现实图景交织在一起，组成一幅壮阔的历史画卷，歌唱苦难与抗争，刻画黄河的形象，反映中华民族英雄儿女抗战的真实场面。经冼星海谱曲后风行全国。冼星海称赞它“充满美，充满写实、愤恨、悲壮的情绪，使一般没有渡过黄河的人和到过黄河的人都有一种同感。在歌词本身已尽量描写出数千年来的伟大黄河的历史了”。光未然1940年在重庆从事文艺活动，创作长篇叙事诗《屈原》，在白色恐怖下用诗的形式曲折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的强烈要求。“皖南事变”后他被迫出走缅甸，团结华侨文化界和华侨青年从事反法西斯的文化活动。1942年回到云南，1943年3月到1944年9月，根据流传的民歌编写了长篇叙事诗《阿细人的歌》，同时创作了抒情长诗《绿色的伊拉瓦底》。
1944年光未然在云南与李公朴、闻一多一道从事民主运动和诗歌朗诵活动，1945年10月，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离开昆明。次年由北平进入华北解放区，先后在北方大学艺术学院、华北大学文艺学院主持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剧本》《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光未然一直在北京从事文艺
活动。先后担任《剧本》、《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以张光年署名写了大量的文学、艺术评论。这些文章立论谨严、文风洒脱，勇于面对重大的文艺现象发表意见，先后就历史剧、神话剧中的反历史主义的倾向问题，戏曲遗产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问题撰文论述，同时对新诗创作问题积极探讨，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创作繁荣。
1984年12月30日，他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大会上做了题为《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的会议主旨报告。著有论文集《戏剧的现实主义问题》（1957）、《文艺辩论集》(1958)、《风雨文谈》(198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光未然出版的诗集有《五月花》（1960），共收录了作者解放前后的代表作 30余首，其中包括长诗《屈原》、组诗《黄河大合唱》、《三门峡大合唱》等名篇。未入集的作品尚有政治抒情诗《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惊心动魄的一九七六年》,以及长篇叙事诗《英雄钻井队》等。光未然的诗激情澎湃，气势雄伟，善于以华美的形象包蕴艰难突进的大时代的激流。
光未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并被选为第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编辑本段
5、背后故事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具代表性、且又最为人熟悉的作品。乐曲诞生于日战前最为惨烈的日子，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武汉沦陷后的事，著名诗人光未然（原名张光年）带着抗敌演剧三队撤退，经过黄河，引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翌年一月抵达延安，酝酿已久的诗情便爆发，写成黄河诗章，在农历大除夕作了朗诵演出，当时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深被光未然的朗诵感动，在一个小窑洞内，抱病连续写了六天；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四月十三日由邬析零指挥抗敌三队于陕北大礼堂公首演，五月十一日再由冼星海指挥鲁迅演出队演出。
今日已贵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的著名作曲家李焕之，回忆当年在延安演出《黄河大合唱》，有这样一段很生动的描述：“在物质条件极缺乏的边区，要组成一个完备的乐队是谈不上的，当时有什么乐器都尽可能地用上，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六弦琴和打击乐器。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起当谱架。没有低音乐器，就自己动手制作。你看那乐队的右角，立着一具新的“武器”，那是用汽油铁桶改造的低音胡琴，它发出了雄浑且带有金属共鸣的声音，歌唱黄河的宏伟气概；你再看在这具新式“武器”的侧面，又是一具新型“武器”，它是一个大号的搪瓷缸子，里面摆了十几二十把吃饭用的勺子。当“黄河船夫曲”的朗诵“那么你听吧！”一完，指挥者的手臂一挥，这具新式打击乐器就发出“哗啦哗啦”之声，与管弦、锣鼓齐鸣，配合着合唱队的“咳哟，划哟！……”，烘托出万马奔腾之势。
《黄河大合唱》是一部史诗性大型声乐套曲，共分八个乐章。由光未然作词，冼海星作曲。作品表现了在抗日战争年代里，中国人民的苦难与顽强斗争，也表现了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它以我们民族的发源地——黄河为背景，展示了黄河岸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以启迪人民来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作品气势宏伟磅礴，音调清新、朴实优美，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强烈反映了时代精神。它在我国近代音乐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后来的大合唱及其他体裁的音乐创作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黄河大合唱》当年首演共分八段，但不知何故采用三弦伴奏，人声朗诵的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却往往被略去不演。据说是因为战时难找能胜任该段朗诵的演员，便略去不演，久而久之却成为惯例。从创作技术来说，冼星海运用了西方的“康塔塔”形式和合唱和声写作技巧来创作《黄河》；从题材上来说，则将现实和人民的生活，作了艺术性的加工塑造，这使《黄河大合唱》成为一首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时代感的艺术品。九十年代的今日，跟半个世纪前《黄河》诞生的时代、生活背景虽已完全不同，但此作品对中华民族所起的精神激励却仍然存在，每次唱之听之，仍令人激动，其因在此。
或许在今日重温一下冼星海于一九四三年至四五年间，在苏联所写的“创作札记”中关于创作《黄河大合唱》的经过，对欣赏这部作品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这首大合唱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写，三月三十一日完成，写于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时际演剧第三队来延，光未然同志把黄河歌词写好后即交我去谱，写成后由第三队邬析零指挥，四月十三日第一次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出，其后鲁艺周年纪念晚会在五月十一日和十二日举行了两次表演，均得延安各界的好评。
以后延安遇到有大的晚会，如欢迎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邓宝珊将军、茅盾、沈志远和蒙古代表及国民政府的调查团、慰劳队、西北摄影团等，都是以《黄河大合唱》为中心。这曲是在鲁迅艺术学院一个小窑洞（鲁艺旧址）里写成的，为着第三队要离延，我就以五、六天的时间连总谱和合唱写成了。因为各地不论前线和后方都欢迎这个大合唱，所以我老早就有意思把它写成五线谱，用交响乐队伴奏合唱，比较简谱所写的更好些，但因为忙于教务和创作，一时未能执笔。但一九四一年春，我很顺利地把它完成了。这种配器法是欧美和各国都可采用，比较以前的简谱更国际化，但同时这个作品是民族形式和具有进步的技巧。
这大合唱在延安演出时曾屡次由我指挥，合唱队由一百起增加到五百，乐队二十余人，多用中国乐器。大礼堂几乎容纳不下，声音远远可以听到。
还在延安的时候，人们就告诉我，重庆和国内各报都有说及《黄河大合唱》是抗战期中新音乐的创举。当我一九四○年夏天在西安办事处时，萧三告诉我，他的老婆在莫斯科看到了英文报报导我和《黄河大合唱》；苏联名记者和摄影师卡尔门先后在“国际文学”和一九四○年莫斯科出版的“旗帜”写了一篇文章，名《在中国的一年》，其中也有关于我和《黄河大合唱》的评论。我当然不会因为这样就满足。尤其是有一天，吴玉章同志当全体鲁艺术学生教员集合时，说及我的努力和《黄河大合唱》得到国际上的嘉许，我听了之后，自问渐愧，因为我历年所想创作的作品，一方面要多产，一方面又要精练，一个《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在我不算什么，我还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心血贡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我渐愧的是自己写得还不够好，还不够民众所要求的量！
因此我又写了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和其他作品，但我还要写，要到我最后的呼吸为止。我不曾忘记丹第八十三岁临死前还对我们说，他想写作，仍想完成他关于理查特·瓦格纳的文章！罗曼·罗兰七十三岁的时候仍想学习俄文，因为他发现俄国文学的宝藏。贝多芬临死时说：‘我不过写了几个音符……’我是什么东西呢？比较他们差得多了，还不更努力么？”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