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15
从小看古装片,不管是武打片还是历史剧,里面少不了一种重要角色,那就是奸臣。
所谓奸臣,首先权倾朝野,然后是无恶不作,贪污腐败、贪赃枉法、口蜜腹剑,整个人就是为使坏而生。每当奸臣在电视上出镜,大家就义愤填膺,恨不能生食其肉。
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在历史上,那些无论是史书还是百姓口碑都定义为奸臣的人,他们一生当中并非只干坏事,不干好事。很多奸臣在国家大事上就有比其他忠臣更高瞻远瞩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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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明朝自开国起,北方的蒙古一直屡屡犯边。
明朝跟蒙古人打仗,后勤方面劣势很明显。明军一个士兵要两三人保障补给,而蒙古骑兵,一个人两匹马,吃喝都够抢。一般来说,明朝只要出兵一次,当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就没了,而战果却少得可怜,往往是斩杀几十人。因为蒙古骑兵来去如风,比游击队还灵活。
但游牧民族也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它的经济生活受天气影响很大,一场大雪便可能让牲畜死掉大半,蒙古人只好南下抢掠,不然没有活路。
明朝盛产布匹、棉花和粮食,而蒙古有大量的牛羊、马匹。如果双方开辟交易市场,互通有无,这样既造福两国百姓,也避免了战争。
所以蒙古人主动说,我们别打了,做生意吧!
嘉靖年间的一位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便向皇帝上书,建议与蒙古互市。
正当朝廷主意未定之时,一位大臣跳了出来,认为与蒙古和谈是损害民族气节的卖国行为,不但要坚决跟蒙古人死磕到底,还要把朝中主张互市的人砍头。
可后来的事实证明,随着贸易往来,明朝北方边境延续200多年的战争结束了,长城内外物富民安,商业空前繁荣,朝廷每年也节省了上百万两白银的军费。
那位主张互市的首辅大人,就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奸臣严嵩。
而反对他的大臣,就是以一身正气、刚正不阿而彪炳千秋的忠臣杨继盛。
对于很多持传统忠奸观的人来说,这样的结果是非常幻灭的。
流芳百世的未必不糊涂,遗臭万年的也未必不英明。
身陷好人坏人的思维定势里,看人看事只会越发狭隘,世人哪有好人坏人之分呢?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怎样看待明朝与蒙古互市这个问题,无关忠奸,只有智商和学识的区别。
如果是从宏观大局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奸臣也有治国良策;如果愚昧无知,仅仅因为所谓的民族大义、气节就喊打喊杀,那么忠臣也会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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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奸臣里面,不但有人聪明睿智,有的还能极大推动历史的进步。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就是东汉蔡伦的伟大创举。
蔡伦是个太监,如果不是因为发明造纸,那么他可能会跟赵高、魏忠贤一样被列入弄权干政的奸臣行列。
蔡伦的政治生涯可谓助纣为虐、专政弄权。他先是帮主子窦皇后用毒计害死太子生母,后来又投靠新主,自己的官越当越大。
蔡伦在负责编写经书的过程中改良了原来已有的造纸术,大大提高了纸张的质量,也降低了造纸的成本。这项极大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发明,其实只是蔡伦向主子献媚的产物。
通过蔡伦,我们可以发现,要当奸臣,尤其是历史上的著名奸臣,智商是个很高的门槛。这些奸臣们的智商不光会用于阴谋诡计,还有发明创造。
我当然不是为了给奸臣翻案,说他们其实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人。他们之所以被后世判为奸臣,当然是干了不少祸国殃民的事。但功过要分开看,不能因为他们有罪过,就抹杀其历史功绩,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功,就文过饰非。
既然奸臣有时候也会做好事,那么这里就有了一个新问题:
他们不是奸臣吗?他们不是满肚子坏水吗?可为什么他们还要做好事,因为偶然的良心发现吗?
好事只是一个客观的结果,一件事对人民有益就可以称之为好事。
但做好事的人是出于什么心理,这种主观想法就不确定了。很多时候,主观的意愿与客观的结果很可能是相违背的。
杨继盛反对严嵩与蒙古和谈,从杨的角度来说,他当然是出于拳拳爱国忠义之心,但实际上是在误国。蔡伦改进造纸术的初心,也不是为了造福人类,加快文明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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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情况,一个政治家在做事的时候,考量最多的是自己集团的利益。
至于做的事在客观上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就交由后人评说了。
清末民初的一代枭雄袁世凯就是这样。
在历史教科书中,袁世凯被定性为“窃国大盗”、“独夫民贼”。他生前不仅因为称帝而臭名昭著,一路发迹起来的手段也并非光明正大,而是充满了权谋和争议。至于人品,更是不堪入目。
历史大剧《走向共和》中,编剧给袁世凯量身打造了一道金句:“ 这就是政治,你可以犯罪,但绝不能犯错 !”
虽为杜撰,却经典得拍案叫绝,相信袁大头在泉下也要引为知音。
袁世凯青年从军就表现出卓越的胆识和才干,很快在军中担任要职。甲午战争后,清廷深感旧式军队已然不能承担国防重任,便想效仿西方列强编练新军。袁世凯多方运作,谋到这一职位后,他极力在军中安插、培养亲信,暗暗把朝廷的军队变成袁家军。
袁世凯在清末最为世人不耻的事当属戊戌告密,出卖变法领袖康有为、谭嗣同,既给顽固派扑杀维新变法送上了助攻,也坑死了戊戌六君子,害了光绪皇帝一生,而袁自己靠告密博得了慈禧的提拔。
秀才出身的袁世凯能够当上朝廷重臣,完全是清廷的提携。可袁不但没有对朝廷感恩戴德,反而把它当成实现自己宏图大志的工具,当清廷气数已尽的时候就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开。
辛亥革命暴发后,清廷启用袁世凯镇压南方的起义。袁世凯手握强大的北洋军,本来可以轻松地打败革命军,然而他却不紧不慢地磨洋工,一边打一边跟朝廷要价。袁逐步做大后,连哄带威胁,逼迫清廷逊位,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清朝就此寿终。
就是这样的一代奸雄,在他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却给中国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03年,他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端方上书朝廷教育改制,开启了我国近代教育的全新起点和高速发展。
1905年废除科举后,他为培养新式人才,确立发展师范教育这一战略,建立各级师范学校有40多所。他压缩军费用以发展全免费的国民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
他还建立了中国现代警察制度。1902年,袁世凯在直隶省城保定首设巡警总局和分局,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章程》。1905年,他又在北京、天津建立了巡警,4年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
1905年,他任用人所熟知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修成170多里长的京张铁路。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还有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
袁世凯还首先在天津搞法制改革,引入西方议会制度,实行宪政。后在全国倡导实行君主立宪,认为“官可以不做,宪法不能不立”,对中国民主进程的推进所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的大旗,请求立宪,对晚清宪政的形成至关重要。
袁世凯的这些功绩,极大地助力了中国追赶世界先进文明的进程。
难不成袁世凯也成了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好干部,一心一意,为国为民?当然不是,所谓奸臣者,是指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人民之上,并为一己之私而不择手段。 但有些时候,个人利益与国家、人民利益并非完全背道而驰 。
袁世凯编练新军,主观上是要实现自己的野心,但客观上,他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精心培养留学生。这些举措都给中国军队带来了进步和新思想。
后来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任上锐意革新,是因为他认清了变革的大趋势,并且顺应时代潮流。因此在客观上也为国家立了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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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说, 小孩子才分对错,成人的世界里只有利弊 。
虽然不用这么绝对,但我们在评判历史人物的时候,如果标准仍然只有忠臣和奸臣,那就太过幼稚了。
在职场上,如果管理团队或与人协作,就更容易发现,并不是忠臣就一定大公无私,一心为公,他们也有自己的诉求;而奸臣也不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他们也会跟公司保持一致,公司完了对他们也没好处。
利用公司和工作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人性决定的,如果因私而废公,那就滑入了“奸”的行列。
电视剧里的忠奸善恶只是拿给人消遣的,拿来指导办实事则百无一用。
每个人在决策、选择的时候,都会权衡利弊,而人品,只是影响决策结果的因素之一。
因为研究人的思想和决策的需要,现代心理学、管理学应运而生。
任何问题,最后往往是人的问题。
我们应该多读相关的书籍,掌握基本的心理学、人际学知识,切莫再简简单单地以好人和坏人区别身边的人。
对人性的隔膜与无知,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