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被称为“诗魔”，他的诗通俗直白，所谓老妪能解，就是老奶奶都能听得懂，他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诗风呢？
白居易的新乐府
白居易时代这一批诗人，包括韩愈、元稹等人，掀起了一股“新乐府”诗风。
乐府本来是汉朝出现的一种诗歌体裁，以民间歌谣为主，反应民间百姓生活疾苦。到唐朝中后期，以白居易为主的诗人，也模仿汉乐府诗，先找到一件事（题目），再把这件事用诗的形式表述出来，同样是
反应
现实民间生活，被称作“新乐府”。
这种诗风，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杜甫的影响，都是反映现实，但跟杜甫又有所不同——杜甫是用心写作，经历了某件事，然后有感而发，自然流露，是无意的，是有亲身体验的；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有刻意为之，他们可以找到一件值得描写的事情，然后用自己的才华将其转化成诗，不一定有亲身体验。
有意和无意，是白居易和杜甫最大的不同，也是白居易不如杜甫的地方，我们说一首伟大的诗歌，一定是诗人用生命写就的，杜甫的际遇，注定了他会成为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
白居易的诗风
白居易要作“新乐府”，要通过这样的诗体来反映现实生活，那么他就必然要重视诗歌的实用功能。白居易的诗，有两个主张：
1、内容方面：诗歌合为事而作
什么叫“诗歌合为事而作”？“合”，应该的意思，就是说诗天生就应该反映某一件社会上的实事，这种诗歌主张，其实在《诗经》里面就有体现，《诗经》里面许多诗歌，就可以明显感受到一个地方的风俗，或一个国家的思想。但“诗歌合为事而作”，也就证明了前文所说的，有刻意为之的迹象。
2、文字方面：老妪能解
既然要注重诗歌的实用性，那自然是越简单越易懂越好，古代社会人民主体还是以文盲居多，他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用口语交流，一旦涉及到书面文字，就不可能理解了，他们读不懂诗歌，因此，白居易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一部分人也能读懂他的诗，否则，所谓的诗歌的实用性，就没有意义了。
举个例子
白居易最受人赞颂的诗有《卖炭翁》、《琵琶行》、《长恨歌》，我们看这三首诗：《卖炭翁》有四字小序：“苦宫市也”，宫市就是替朝廷、皇帝做买卖，是中晚唐朝廷的弊端之一，许多老百姓被宫市压榨得苦不堪言，白居易作《卖炭翁》的目的就很显然，是要反映“宫市”这件实事。
《琵琶行》则是白居易在浔阳江头听到一个弹琵琶女子的故事，琵琶女与丈夫分别，孤单寂寞冷，想起自己当年也风光过，而现在却冷落至此，白居易联想到自己的官宦生涯，便假借琵琶女来抒发自己的情感。《琵琶行》讲了一个故事，也是一件实事。
《长恨歌》有一个伟大之处，它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诗歌创作的路子，《长恨歌》是歌行体诗歌，李白也写乐府歌行体，但白居易和李白又有所不同，李白（及以前）的乐府歌行体，是非常自由的，完全不受格律的限制，比如《将进酒》，哪里看得到一丝一毫格律诗的影子？而白居易的新乐府，如《长恨歌》，每一句字数相同，对仗工整，有严格的平仄等，这已经明显受到了格律诗的影响，他所继承的，是乐府诗在篇幅长短上的自由不羁。
《长恨歌》讲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把白居易“老妪能解”的特点发挥到极致，王国维曾赞叹说：
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
《长恨歌》全诗120句，只有“转教小玉报双成”这一句才用了典故，白居易的文采之盛，可见一斑。不用典故，全篇白描，直接写情景相关的事情，这样的创作手法，如果还不能做到“老妪能解”，那就是老妪的问题了。
与《长恨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模仿白居易而作的《圆圆曲》，写陈圆圆与吴三桂，同样是爱情，吴伟业几乎全篇用典，没有典故就写不下去，而且用典生硬，明显是堆砌出来的，有和辛弃疾等人用典于无形之中全然不同。
虽然是模仿，古代那些文人，稍有点诗词素养都可以写出来，但白居易的创作手法，他的文采
但白居易和吴伟业孰优孰劣，高下立判。
所以白居易为什么能被称为“诗魔”，就在于他的诗既有旁人学不去的壮丽文采，又有老妪能解的通俗易懂，还能关心民生疾苦，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