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政策主要围绕计划与市场孰轻孰重的博弈，前期，戈尔巴乔夫仍然延续着斯大林体制的路线，采取以计划为主的经济模式，而在后期矛盾突出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措施放开市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1985年4月23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谈到“加速战略”时指

戈尔巴乔夫
出决定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方向的，首先应当是计划。同时，应当对计划工作采取新的态度，积极采用经济杠杆，为发挥劳动集体的主动性提供广阔天地。苏共二十七大制定的1986~1990年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与以往的计划相似，核心仍是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
1987年6月25-26日，苏共中央召开六月全会的核心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学家与政府成员一起制订了经济改革构想，总思路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对劳动的刺激，提高利润的作用。获得自主权的企业迅速提高了职工的工资，1988年工资增长8%，1989年增长达13%。1988年年中，通过了允许开办私人企业的法令。
1990年，在经济发生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考虑向市场经济过渡。3月6日，通过了《苏联所有制法》，承认了各种所有制形式平等。7月27日，以叶利钦和西拉耶夫为一方，以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为另一方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拟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但最终却形成了两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双方都不妥协，戈尔巴乔夫进行了调和。10月中旬，戈尔巴乔夫向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递交了“统一方案”，叶利钦等人从中看到的是对己方计划的否定，是戈尔巴乔夫拒绝与俄罗斯领导人一道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决定独立行事，实施自己的500天计划。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再次走上了对抗，苏联经济只能靠惯性运行——到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难以为继。
政治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以“公开性”拉开帷幕的。1986年2月，在戈尔

戈尔巴乔夫呼吁民众支持普京
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积极谋划下，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公开性”的问题。在这次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改革司法制度和建立法制国家的任务，指出公正审判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民主原则，保护国家与每个公民利益的其它保障等，应当得到最严格的遵循。
1988年2月，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召开，戈尔巴乔夫提出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中心是解决党政职能分开问题，使苏维埃成为“国家权力和管理的中心”，提出应重新划分联盟与加盟共和国的权限。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正式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弃之一边，专事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在这次大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实质内容是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制度”，实现社会公正。
1989年5～6月，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苏联改变了国家权力结构，正式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最高国家代表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成为常设机关──议会。
1990年，戈尔巴乔夫促使通过了废除书刊检查制度的法律，并开展了为政治迫害受害者大规模平反的运动。解除了舆论统制和舆论一律，在苏联历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苏联社会的政治禁锢由此被打破。一批揭露斯大林体制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历史著作、以及一大批遭到迫害流亡国外的思想家的著作得到开禁，苏联人民第一次有可能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
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规定苏共不再有法定的领导地位。大会还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决定设立苏联总统，从而改变了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集体行使苏联国家元首职权的制度，戈尔巴乔夫被选为第一任苏联总统。
1990年7月苏共28大以后，苏联正式宣布实行多党制。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大力提倡意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逐渐放松了苏共对社会团体的领导，到后来基本上对各种群众性团体和组织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为多党制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社会
在苏联酗酒的人很多，戈尔巴乔夫发动了反酗酒运动，以“整顿国民精神秩序”。他决定逐年减少烈性酒生产，至1988年完全停止生产以水果为原料的酒类，商店限量供应酒类。
民族
1985年，戈尔巴乔夫刚上任，就果敢地撤换众多加盟共和国领导干部，其

老年戈尔巴乔夫
意图是为了把那些“阻挠执行新任务的人调开”，以推动改革，但他对民族因素考虑不周，实际上为引发民族矛盾埋下火种。
1986年2月25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总结报告，肯定了苏联已经形成了各民族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理论，苏联民族关系问题已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这样一来，戈尔巴乔夫一心锐意改革，却忽视了敏感和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结果在他推行的错误改革方针政策的诱发下，长期潜伏的民族矛盾和问题迅速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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