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牢固树立新的安全观念。
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要求我们需要在理念上的更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已明确提出了非传统安全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安全问题的新变化、新特点，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改变以往仅仅关注传统安全的思维定势，不断扩展和深化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高度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
2、完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在新世纪，我们也应当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正视非传统安全带来的问题，将应对非传统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范畴，使之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国家安全战略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军队的职能，把军队应对非传统安全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从更大范围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全面筹划和指导新形势下的军事斗争准备。
3、加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
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军队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对军队建设、特别是军事斗争准备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加强非传统安全问题形成和演化的研究，深刻认识其内在规律和成因、特性，以及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深刻变化，尤其对军队建设的长远影响。
注重借鉴、总结外军经验和做法，探讨针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军队力量使用方式。
4、有针对性地做好相关准备。
应对非传统安全的挑战，重点是做好应急准备，建立科学、系统、完善的应对体系。建立预警性情报保障机制，严密组织非传统安全的情报保障，及时获取情报信息，加强判断和预测。建立高效的指挥协调机构，着力解决预警防范问题，制定各项行动预案，建立专业行动组织，明确相关任务。
也应考虑建立与之相关的专家咨询队伍，为指挥决策服务。加强军队和地方的反恐合作演练，完善国际行动合作机制，重点围绕打击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和处置突发性事件等，开展相关合作工作。加强针对性的训练，并组织重点课题的演练，努力提高各级指挥员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扩展资料：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反映了在安全威胁上发生的新变化：
1、威胁的多元化。
冷战时期，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但冷战后，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其负面效应带来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使国家安全威胁逐步拓展到经济、科技、信息、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
2、威胁的综合化。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有时互为因果，造成了多重或复合威胁。
3、威胁的复杂化。
冷战结束以来，从国际安全形势发展基本走向看，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越来越大。过去，传统安全靠的是战争方式解决，现在非传统安全问题，要靠多种手段的结合，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多种途径、多国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安全问题上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使国家安全更加错综复杂。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的挑战
第一，转变观念，提升对非传统安全因素的认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发展，各国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安全已经成为多层面的概念。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人类安全、生态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逐步升高。如何面对新的安全形势，应对非传统安全带来的挑战；如何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社会安全和生命安全，这需要我们改变观念，提升对非传统安全因素新的认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洞察秋毫，提出了“新安全观”，这是我国外交观念的重大转变。“新安全观”超越了单方面安全范畴，突破了狭义的国家安全观，即国家免于领土受到侵略，强调了综合安全，提高了非传统安全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首次出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的提法，表明了我们党和政府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视和认识上的提升。2003年初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挑战，沉着冷静，采取各种有力措施，积极配合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并加强地区间的合作，共同应对，使我国顺利地度过了危机，树立了我国对世界、对全人类负责的大国形象。这表明我国政府已在对待和处理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与威胁上，有了更为成熟的思想和作法，这为我国外交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丰富了我国的外交思想和实践。
第二，树立“以人为本”的外交思想，始终把人民的安全利益放在首位。首先，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史，党和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千变万化的今天，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使人类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与新的威胁。与过去相比，“人的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当今的时代，人民大众的利益、“人的安全”成为国家利益最根本、最首要的内容，我国的外交思想应更注重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人民大众参与外交决策的意愿和能力逐步增强，这就要求我们转变外交思路。在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二十年中，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和提高，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不再局限于解决生活所需，开始关注个体权利和表达自身权利的意愿，开始关注涉及生活环境、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对于人民大众的这种需求和意愿，不仅要求政府表示支持，而且也应得到越来越多的制度性安排。所以，转变外交思路，我们既要讲整体和全局的国家利益、安全，又不能忽视个人的个体安全和社会某些局部的安全利益，要对人民大众的安全利益实行国家式的保护和广泛的国际关注，要强化“以人为本”的外交思想。其三，非传统安全越来越多地威胁全人类的利益，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越来越关注全人类安全发展，一国的外交政策不能仅仅代表本国人民的利益，更应代表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既只有树立为全人类利益服务的外交，才能真正保证本国人民根本利益得到实现。
第三，完善体制和措施，加强国际间合作，建立全方位的应急机制。SARS突发事件促使世界各国特别是疫情较为严重的中国政府更加认识到，一方面必须完善体制和措施，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带来的挑战与威胁；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开展国际间的合作，完善国际合作与应对机制，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才能造福全人类。为此，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应将已经发生的或危害程度不断上升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切实纳入国家安全范围，并组织进行评估和收集非传统安全信息工作，以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防范和应对。
2.中国政府应继续努力加强与周边、多边国家的合作，积极参与和支持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工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建立完善的国际合作机制。
3.中国领导人还应继续加强与世界各国政府、区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与会晤，注意研究和汲取其他国家处理非传统安全危害的经验与教训，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4.我国政府总结以往的教训，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政策和实践上应与时俱进。《政务信息公开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正是我国政府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和国际通行的做法的实证。
5.观念的转变也应有与之相配套的危机管理相结合。我国政府应强化政府监管和制度建设职能，加快建立各种应急机制的步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公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政府正逐步将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