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朱明王朝动荡不安，内忧外患的危机让崇祯皇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此时关外清军虎视眈眈，西南的张夺取了鄂湘沿线关区，准备全面占领四川；更何况李自成已西进潼关，占领西安，控制西北，整顿兵马取京直取，有称王之势。国家危在旦夕。如果崇祯皇帝此时权衡利弊，决定迁都南京，在徐图东山再起，或许还能保住半个江南。明朝可能不会这么快灭亡。但是崇祯皇帝犹豫不决，一味的无所作为，最后毁了大明江山，最后落得一个自缢景山公园的悲惨下场。
更令人费解的是，最先提出南迁讨论的不是别人，正是崇祯皇帝本人。那么，他为什么推迟向南迁移呢？他真的不想搬到南方去吗？崇祯十七年正月初四，崇祯皇帝紧急召集大学士和首辅大臣陈艳、魏早德、虞丘等大臣到御书房，商讨吴、陕西巡抚于、冀辽巡抚提出的加快吴三桂入京的三急奏折。
这本书是一种避免危险的折衷策略。虽然山海关不得不弃守，但可以防止京城落入李自成手中。
然而崇祯皇帝犹豫不决，无法果断决策。面对外敌入侵，弃土守京，就陷入了永远的丧国之罪；面对内忧，等死，你将蒙受失府于寇的奇耻大辱。这个困境让他犹豫了，他想做一个有名的君主。朱由检不愿意承担失去祖国的重大罪行。所以，他把球踢给这些大臣，想让他们提出正式动议，然后他借机表态，免得承担历史责任。但是，这些长期生活在皇帝身边的大臣，都是诡计多端的老无赖。他们早就猜到了皇帝心里的小算盘，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表态！崇祯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他想要的答案，最后只好决定：“前期朝廷公议决定。”
于是，在正月初九的早上，所有的朝臣开始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派主张弃地留京，一派主张永不弃地。结果两人争执不下，不欢而散。那么，主张永不放弃一寸土地的臣子，真的是一心报国的忠臣吗？否则。当时的内阁侍郎陈艳别有用心。他以为不抛弃故土，将来就能逃脱失去故土的罪名。后来也没有公开反对“弃地守京”，这是符合崇祯皇帝心意的。另外，也许有一天，甚至是秋后，这个刚愎自用，心胸狭隘的皇帝，可能会因为弃地守京而找一个丧国之罪的替罪羊，他最好的表现就是明哲保身。
试想，这样一个充满个人计划的人，如何掌控国家大事，再加上一个优柔寡断只在乎自己名字的皇帝，如何能制定出万全之策？从朝鲜撤退后不久，左明锐求见崇祯，向崇祯提供了一个南下的计划。敌人应该效法晋宋而南移，以后再设法恢复北方，以缓解眼前之急。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消极的应对策略是当时确保朱明王朝唯一可行的策略，崇祯在心里是赞同的。
但他又满腹疑虑，认为南迁是弃宗庙社稷之大罪，比“弃地守京”更甚。他实在不想背负这个永远的骂名，于是这个正确的策略就被搁置了。
同年三月初，李自成农民军势如破竹，攻克宁武，明军大败。首都已经岌岌可危，崇祯连夜召集众大臣商议对策。这时，李明瑞邀请他再次南下。崇祯以为这次如果没人反对，就可以下决心南下了。我不能相信有人总是想和他作对。左都御史李邦华居然提出让皇帝坚守京师，让太子下江南，打破了崇祯的如意算盘。崇祯勃然大怒，怒斥群臣说：“我已经十几年没有管理天下了。我的孩子做过什么大事？”人群顿时吓得说不出话来。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皇帝本人是要南逃的，只是坚持要众臣发声，要体面。
他们又想到，如果皇帝南迁，大臣们留在京城辅佐太子，岂不成了替死鬼；而那些带着司机南下的人，一旦都城失守，也可能因为自己坚持南下而替别人受罪，真是两败俱伤。崇祯的心理大家都看透了，谁都不想背这个黑锅。崇祯不知道大家心里在想什么。看到没人说什么，他再三催促大臣们想对策。结果大臣们议论纷纷，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说到底，他们只是下达了“进京做勤王”的圣旨，就等着各路大军来京保驾护航。然而，接下来的几天，他的大军并没有到来，而是紧急奏折如雪片般飞来。再犹豫，什么都晚了。这时，李明瑞紧急求见，力劝崇祯南迁。
崇祯皇帝当然是想马上南迁，但是他一直期待着大臣们一致同意南迁，都来哭喊救命的时候，才勉强同意下来。虽然这在“弃京南逃”的名义下依然无法避免，但总能造成不得不为的局面，让人对他作为皇帝的被动深表同情。因此，尽管形势极其危急，他仍抱着一线希望。或许这一次，大臣们会一致邀请他南迁。然而，他又失望了。当大臣们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们看起来仍然心事重重，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谁也不说话。
僵持之际，前方使者来报：“保定已陷！”于是，南迁之路被切断了，南迁的提议破灭了。大局已定，不可逆转。
崇祯十七年3月18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无路可逃，便在紫禁城后面的景山公园自缢，明朝的大好河山终于因为崇祯的优柔寡断和群臣的英明保全而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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