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没有强制鉴定要求的其他的状况相近，日本银器上通常只有责任者和成色两种标记，即便有可取下的部件(如壶盖、盒盖)，一般也仅在主体上打一组标。但在有些制品上我们还是能发现产地信息、造币局品位证明记号，以及特殊的美占时期标志等。
但明治中早期制品、皇室仪典赠品中有相当数量完全无标，出品人和材质说明最多只能在原包装上找到。一些金工师，如中川净益、一鹤斋等的作品大多只有作者名款，不标材质。而各类商店、百货店却正好相反，许多商品上只带材质或纯度标记，其他信息则写在盒上或印在标签和内附宣传资料上。
1.责任者标志
在日本金银制品上，责任者的款识(“刻印”)又能分为出品人标志和工匠名款两类。出品人是洋商的话，会直接用英文名，日商则有时用日文名，有时用对应的日语拉丁化表示法。比如サムライ商会多用“SAMURAI SHOKAI”，也有少数打“サムライ”款。
一般而言，只带由假名和汉字组成的标记的器物多为内销或下赐品，而由西文和数字组成的标志则主要用在外来器型上。不过也不乏一些例外，比如横滨外销商的产品也有只打诸如“武蔵屋 纯银”款而无任何英文标识的。
而不少美术品店、钟表店、百货公司等出品的西式银器，其客户中本土和欧美人士皆有之，标志也是土洋会杂，时西时汉，时而两者共存。
实际上除了サムライ商会特意在名称中用片假名不写成“侍商会”外，其他日本内资商家的名称几乎全由汉文构成。在“二战”前，汉文名款多为竖排，横排较少而且几乎全部自右向左书写，20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从左至右横向排列的逐渐增多。
出品人标志还可以是印章型的，以篆刻式为主，也有楷书体的。商行名称末尾有时还会带“造”“制”或“谨制”字样，即便其仅为经销商而非实际的生产者，例如“鸿池造”“大関制”“玉屋谨制”等。使用“谨制”这一措辞有时暗示该物件为皇族、贵族定制品。
用商标或图案标记的也有不少，多数是大正以后的产物，例如服部时计店的飞鸟、三越百货店的圆圈中的越字，山崎商店的五角星中的大写字母“S”等，有些标志上甚至只有商标，不带店名。
日本金属工艺品上常能见到金工师的签名，通常以竖排行书体直接刻在作品上且置于主体装饰图案的左下角——这是因为图案大都从右侧开始，反之则会出现在右下方。这种签名一般仅为名字部分，较少使用全名。
单刻姓氏的就更少了，或许实际上是出品商标志的一种特殊形式。若作者为雕金师，其最常见的刻铭格式为名字另加一“刻”“刀”或“镌”字，如“光山刻” “光春刀”(桂光春)。
以珐琅、贴焊、捶錾为主要表面装饰工艺没什么刻工的器物，则一般会加“造”或“作”字，如“忠久造”(松尾忠久)“一信作”。也有不带任何修饰文字的署名，如单单的一个“正秀”。
铸金师的名款往往在制造模具时就已设计进去，会与作品一同铸造出来，不过也有另行刻加的。对于使用钢印打款的金工匠人，比如一些釜师，如果某件作品不是由他们自行售卖，而是通过某个商店经销的，可能会同时带两者的印记。
有些匠师还在名字下加花押和篆章，主要流行于幕末至大正时期。这种花押的形式起源于我国古代，在近代日本仍有沿用。在美术作品上通常紧接名款出现，有一定的防伪作用。有些用钢印打款的工坊也有类似做法，比如平田重光家就常用“重光”加花押构成的标识。
以“口打出”工艺闻名的釜师北村静香及其弟子木村节三、松本治三等人的标志则干脆就是单单的一个花押字。工艺师的篆章在银器上较为罕见，其他金属制品中用得更多些，有直接刻上的、有用钢印打的，也有通过局部镀金或错镶技法添加的。
章上的文字内容可以是姓名，也可以是字号甚至闲章。比如海野胜珉号芳洲(常在作品上刻 “芳洲迂士胜珉”，晚年有时会署“芳洲叟胜珉”)，曾用“芳洲生”印。加纳夏雄70岁以后的几件作品上所加的“古稀叟”印则是闲章例子。
“二战”后的进驻军向制品，尤其是小银器上，大多不带出品人标志，这种情况在批量制品(如调料盒、纪念勺)上最为普遍，相关信息一般在包装物上，没有了盒子，便无从判别。但在有刻镶工艺的产品，特别是烟盒、雪茄箱、酒盏、花瓶等有较大施展空间的器具上，即便不打经销商款，一般也会刻有雕金师的签名。
2.材质与成色标志
明治初期及更早以前的日本内销金银器多不标材质，最多在包装箱上书写品名时提及。世代袭名(即家元制)的金工师作品、银底镶嵌其他合金材质的器皿，以及银胎的芝山螺细镶嵌物，也大多如此。
横滨各出口商行从一开始就普遍使用英文材质款，昭和时代进一步扩展到钟表首饰店和百货公司的产品上，有“SILVER”“STERLING”“STERLING SILVER”“PURE SILVER”等。
汉文的材质标记在明治时期也已有之，大正以后逐步普及。主要是“纯银”和“银制”两种，偶尔还能看到三字的“纯银制”，以及更少见的“银”“纯”单字款。大致从昭和年间开始，纯银器、镀银器渐而统称银制品，因此也有人将“银制”款用于镀银器件，战后初期尤多，以作为银器的代用品。
但若为知名商号所售，则通常可认定是实银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产品中带“银制”款的则基本全为纯银制造，毕竟此时日本人已较为富裕，玩文字游戏来诓些小钱实无必要。汉文成色有时还会与出品商名合并在一起作为一个标，例如“纯银服部制”等。
日本银器中表示纯银的常用词还有“南镣”和“精银”，它们通常出现在传统制品的包装箱上，以款识形式打在器具上的很少见。南镣一词可能源于我国古时一处白银产地(南挺)，在日本，它起初代指从海外输入的品质精良的白银，至室町末期及安土桃山时代，逐渐演变为对所有成色足质量好的白银的雅称。
德川幕府自明和9年(1772)起曾数次发行的一种银制辅币与之同名，每枚背后均注有文字“以南镣八片换小判一两”。一两等于十六朱，因此这实际是一种二朱银币。江户晚期新造的同类货币已经直接改称“二朱银”，但因南镣一词古雅，至今不少金工师在为茶道具、日本酒器及祝仪用具等传统类型作品命名时，都偏爱以之代替“纯银”之类过于直白的字眼。
“精银”的语源也在我国。宋末元初人周密所著之《癸辛杂识》中称：“银之品，有纹如罗甲者，有松纹者，有中洼而郭高者，皆为精银，其绝品则色青。”该词在元曲中亦时有所见，同样表示纯度高的白银。
1920年以后数值型纯度标记愈发流行，“二战”后的外销器则十之八九都带千分比成色值。最常见的是950，也有925、970、980、990、995、997、998、999，甚至1000—日本可能是极为罕见的一个长期使用1000和24K之类实际无法达到的理论纯度数值的。
在真空铸和离心铸这类现代工艺未登场之前，高纯度白银由于其材质特性，并不适合铸造，铸银制品因此会使用成色略低的原料。比如内岛市平(青凤)所做香炉、摆件上的标记通常为“银900”或“银925”。除千分比外，百分比及小数形式的纯度也偶尔可见。
一些长崎产的搅拌勺、挂坠等打84标，比较奇怪。长崎作为从幕末闭关锁国时代就保持有限开放的通商口岸，有外销银器出产实属正常。此类制品皆为一体铸造成型，再局部刻花装饰，因此成色较低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为何选用“84”这一数值，想来应与俄国的影响有关，具体情况尚不明确。带84款的铸银器件并不多见，很可能为当地个别厂商的产品。
英文材质常与纯度数值相连，形成诸如“SILVER 950”“STERLING 950”一类的标记。这些大多是“二战”后制品，以烟盒最为常见，多不带责任者信息。根据尚存的包装、宣传卡来看，出品人以那几家大百货公司和钟表、美术品、贵金属商店为主。
西文和数字款通常用阴文，而汉文材质标记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二战”前以阳文为多见，字形上以篆书和较粗壮的楷书为主，不少是手写体风格的，文字基本上都为竖排或从右至左的横排。
“二战”后使用阴文细线体的逐渐增加，且以至左向右横排为多。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的新作，所用“纯银”“银制”款不少为规整的印刷字型，非常近似电脑用字(明朝体)，这反应出打款方式和钢印制作工艺的变化。不过袭名金工师常沿用本家系历史上的刻铭、印戳的风格与形式，也有一些新出道的釜师、银器工艺师仿用传统形制的“纯银”标。
5.造币局品位证明记号
日本是少数设立过鉴定制度的亚洲，它的官方贵金属检验机构为造币局，因此相关标记被称为“造币局品位证明记号”，目前由代表出产国的日章旗和菱形外框中的千分比纯度值这两个符号组成。
自1928年以“大藏省令第十二号”的形式公布以来，制度细节曾多次修改。最后一次修订是在2012年4月，为合乎国际标准，将所有的1000纯度值改为了999。
自鉴定体系在日本建立以来，在大多数时期内送检打标都是自愿的，而非产品能上市交易的先决条件。因此这个标志在造币局自制的器皿和纪念章上用的最多，比如为政府机关加工的用于赠送给就职满一定年限的公务员、警察、消防员的银质酒杯，以及造币系统内部和相关组织(如泉友会)所需的纪念品等。
其他商家也有一些打过此标识的产品，其中不少可能也是有背景的定制品。
6.外国鉴定标志
日本银器上的外国鉴定所标记难得一见，远少于带此类记号的中国银器。打有英国进口标的占了其中的大多数，也看到过瑞典进口标。还有少量关节可以活动的银制动物摆件(“自在置物”)和容器带西班牙标，它们基本上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