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例子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韦伯同时代的一位社会学家齐美尔有一个比喻，他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上帝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每个人都可以用上帝的名义做自己的事情。如果要问韦伯对这种现象的看法，他会怎么说呢？

这时候，“工具理性”这个概念就要登场了。韦伯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区分成两种不同类型，一种叫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一种叫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

工具理性是做什么的？它的作用是找到做事的手段，就是一件事怎么做才是最有效的。打个比方，我在外地开会，家人打电话来说要我赶紧回家。我一计算，飞机最快，机票的价格也能接受，于是就订了航班。这里运用的就是工具理性。注意，我说了一个词：“计算”。工具理性的关键就在于“计算”：针对确定的目标，计算成本和收益，找到最优化的手段。工具理性不关心目的，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优的。

价值理性又是什么呢？还是同一个例子，在外地开会，家里人让我赶紧回家。但这一次，订机票之前我突然想：不对，还是得先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事，看看值不值得为这事回一趟家。这时，我考虑的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是决定要不要去做这件事。

其实，这和上一讲说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也有关系。运用工具理性是做事实判断：飞机和火车哪个更快，这是客观事实，可以计算。而价值理性是要做价值判断，复杂得多。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找工作。工作并不只是为了钱，还要考虑很多因素：你擅长这份工作吗？你喜欢这份工作吗？甚至，这份工作代表的事业，是你的追求吗？你看，这些问题，算是算不出来的。价值理性，就是用理性来判断目标本身是不是有价值。这时我们也会用理性去权衡，但是要考虑许多主观因素，所以就很难有标准的答案。

于是，工具理性问题有客观标准，我们容易达成一致；价值理性问题标准不一，很难找到确定的答案。在社会层面，这一点就更加突出了：价值观念问题我们有许多分歧；但在具体方法上，我们都认同工具理性计算出来的方案。结果就是，工具理性的逻辑越来越强大，成为一种通用逻辑，整个社会都越来越重视计算和效率

Answer 2

在当代中国，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深入，中国的传统价值理念经历了重大转变，以往的“重人伦轻事功”的价值理性理念已经被“唯GDP主义”、“金钱至上”的工具理性理念所替代。中国人在享受着现代化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繁荣的同时，另一方面精神文明的贫瘠犹如穿上华丽时装的假人模特，有形而无灵。
理性是人类具有的依照所掌握的知识和法则进行各种活动的意志和能力，是从人类的认识思维和实践活动中发现出来的，并且是主宰人类的认识、思维和实践活动的主体事物。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蒙昧走向理性是人类的进步。
而在马克思韦伯看来，理性又可以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面。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是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
理性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被人们所推崇，但是真正的让理性处于统治地位的，并且让理性成为裁决一切的绝对权威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让理性代替神性，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向各个领域发起了理性主义的号角。但是这种理性主义号角实际上是工具理性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在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面前建立起极大的自信，认为理性所带来的科学技术能够驾驭一切，能够扫去蒙昧，并且可以使得人类站在世界之巅。但是这种理性越来越趋向工具理性主义化，越来越缺少理性本来应有的人文主义关怀。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的一切不经过价值评估，而是以效率和利益优先，无论如何资本的积累才是绝对的真理。毋庸置疑，这种工具理性可以使得西方工业文明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恰恰是这一种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导致了以追求人类本质意义和价值的价值理性的边缘化。这种价值理性的边缘化是导致现代社会各种问题的丛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0年来的高速发展。这种成功的结果让我们欣喜，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当今社会转型的高速时期，与快速发展相伴而来的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转变。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中国社会，工具理性已经成了当下许多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
工具理性的内核是功利主义：每干一事都要去考虑效益、衡量是否有用，思考会产生何种影响。当这样的思维方式，如果成一些人面对问题的思考本能的时候，他们缺少的是一种思维的活力，一种对待精神世界的敬畏心。

Answer 3

在现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价值取向。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我们也有高度一致的地方——谈到钱这个话题，我们的取向好像就很一致。我们都承认，不论追求什么，金钱都是有所帮助的。

难道我们都是拜金主义者吗？我觉得未必。科学家、诗人、或者沉浸在恋爱中的年轻人，他们最看重的东西可能是科学、是艺术、是爱情，但他们也都会承认，钱是很有用的。

韦伯同时代的一位社会学家齐美尔有一个比喻，他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上帝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每个人都可以用上帝的名义做自己的事情。如果要问韦伯对这种现象的看法，他会怎么说呢？

这时候，“工具理性”这个概念就要登场了。韦伯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区分成两种不同类型，一种叫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一种叫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

工具理性是做什么的？它的作用是找到做事的手段，就是一件事怎么做才是最有效的。打个比方，我在外地开会，家人打电话来说要我赶紧回家。我一计算，飞机最快，机票的价格也能接受，于是就订了航班。这里运用的就是工具理性。注意，我说了一个词：“计算”。工具理性的关键就在于“计算”：针对确定的目标，计算成本和收益，找到最优化的手段。工具理性不关心目的，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优的。

价值理性又是什么呢？还是同一个例子，在外地开会，家里人让我赶紧回家。但这一次，订机票之前我突然想：不对，还是得先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事，看看值不值得为这事回一趟家。这时，我考虑的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是决定要不要去做这件事。

其实，这和上一讲说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也有关系。运用工具理性是做事实判断：飞机和火车哪个更快，这是客观事实，可以计算。而价值理性是要做价值判断，复杂得多。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找工作。工作并不只是为了钱，还要考虑很多因素：你擅长这份工作吗？你喜欢这份工作吗？甚至，这份工作代表的事业，是你的追求吗？你看，这些问题，算是算不出来的。价值理性，就是用理性来判断目标本身是不是有价值。这时我们也会用理性去权衡，但是要考虑许多主观因素，所以就很难有标准的答案。

于是，工具理性问题有客观标准，我们容易达成一致；价值理性问题标准不一，很难找到确定的答案。在社会层面，这一点就更加突出了：价值观念问题我们有许多分歧；但在具体方法上，我们都认同工具理性计算出来的方案。结果就是，工具理性的逻辑越来越强大，成为一种通用逻辑，整个社会都越来越重视计算和效率。

官僚制：新组织制度的崛起

这带来了什么变化呢？韦伯认为，这导致了社会制度的官僚化：不仅是在政府，而且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学校、军队、公司……官僚制这种组织形式占据了重要地位。

我们平时经常批评官僚主义，但官僚主义和官僚制（bureaucracy）并不相同。官僚主义的特征是效率低下，而官僚制恰恰是要追求高效率。这种高效强调的是系统的整体效益，而不是你个人的感受。官僚制的特点是上下级结构清晰严密，有明确分工，每个位置都要按规定行事。对个人来说，这可能僵硬、机械，但个人体验和全局效益不同，有时个人体验不佳恰恰是系统追求高效的结果。

一个理想的官僚系统规则合理，纪律严明，人尽其责，照章办事；系统运转精确、稳定，具有很高的可预测性，效率高，执行力极强。

就在韦伯生活的年代，一战之前，德军参谋部曾经制定过一个著名的军事计划，施里芬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思想是打“时间差”，先西后东，先快速拿下法国，然后集中力量对抗俄罗斯。在这个计划中，时间极为重要，精确到了每一天：第12天打开比利时战略通道，第22天跨过法国国境线，第31天占领巴黎。有人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剧本”。

德军参谋部敢于做出这样的计划，底气就是德国统一之后建立的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就像一台庞大而精密的机器，可以控制整个国家的行政体系和工业体系，一切为军事活动服务。有这种执行力，如此高精度的军事计划才有实现的可能。这就是官僚制的强大能力。

这种强大能力源自官僚制的基本特征，“非个人化”（impersonal），也就是“对事不对人”。为了追求效率，人被简化成一套指标，和任务无关的个人因素则忽略不计。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此一来，无法被计算的复杂个人，就变成了可以计算的数据。

比如银行处理贷款业务的时候，不必去细心考虑每个客户的复杂情况：这个人贷款是为了上学、为家人治病、或者是为了事业发展？银行要采集的是指标：贷款数额、信用记录、抵押保障、还贷能力等等。把个人情况变成数据，通过计算，系统就能够高效地处理大量任务，保证效率和收益。

对外如此，对内也是一样。官僚制的自我组织同样遵循“非个人化”的原则：原则上，安排一个职位，只看这个人能不能行使这个职位的功能。一个程序员，就看你写程序的能力；一名销售，就看你的销售业绩。

这有一个明显的好处：任人唯贤，以工作成绩决定职位安排。遵循这种原则，能够从大规模人群中相对快速、有效地选拔出需要的人才，提高人才的利用率，也推动了公平竞争。

片面的理性化：工具理性太强大会怎么样？

这样看来，工具理性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很明显的好处。但你记得吗，我们说过，韦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既能够看到现代性的强大力量，又能敏锐地指出其中的深层问题。

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在于，工具理性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

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这类问题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

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主要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也就足够了。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最后却变成了目标，把以前的目标，以前的“诗与远方”给淹没了。

这就回到了开头的话题：为什么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对金钱的态度又很一致呢？并不是因为现代人都是拜金主义者，而是因为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金钱就是一个最通用的工具。

问题是，“诗与远方”带给我们的东西，真的能用金钱替代吗？前面引用了齐美尔的话，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但齐美尔还有一句话：“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在这座桥上，我们真的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感觉，找到生命的意义感吗？这个问题只能留给你自己。

从理性化到“现代的铁笼”

这一讲我们讲了韦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理性的一部分，价值理性是用来确定目标，工具理性则是通过理性计算，找到达成目标的最优手段。工具理性的扩张，使得官僚制这种强大的组织形式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平衡发展，也带来了“手段压倒目的”的问题。

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就会造就韦伯提出的那个最著名的论断：“现代的铁笼”。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