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黄公力行节俭 【原文】 袁黄公力行节俭，与缙绅相约：每会荤素五品，不许宰牲。
然县门左右各有熟食店，具来已久，日杀牲甚众，公亦不能禁也。已而渐少，期年之后，并无一家卖熟食者。
盖向来买食，皆由讼者邀宴吏胥。今公随问随结，庭无滞狱，买者鲜少，则卖者折阅，故皆徙业耳。
（节选自《感应篇》） 【译文】 袁黄公努力施行节约俭省的政策，与官宦和儒者相互约定：每次会聚（只备）荤菜素菜五样，不许宰杀牛羊。然而县衙附近都有熟食店，由来已久，每天宰杀牛羊很多，袁黄公也不能禁止。
后来逐渐少了，一年之后，并无一家卖熟食的店铺了。大概先前来买熟食的，都是打官司的人邀请宴请官府的小吏的。
如今袁黄公（对案件）随察随结，县衙里没有积压的案件了，（所以）买熟食的人很少了，因而卖熟食的店主都亏损（严重），所以都转行了。【注释】1、袁黄：号了凡，明朝万历年间曾做知县，有《了凡四训》传世。
2、力行：犹言竭力而行；努力实践。《书·泰誓中》：“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犂老，昵比罪人。”
孔传：“行无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礼记·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史记·儒林列传》：“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唐封演《封氏闻见记·陵压》：“严安之、崔谭俱为赤尉，力行猛政。”
宋曾巩《与王深甫书》：“士诚有常心，以操群圣人之说而力行之，此孔孟 以下所以有功于世也。”廖仲恺《序》：“读先生之遗文者，能体化而力行焉，则此集之刻，为不虚矣。”
3、缙坤：即搢绅。插笏于绅。
绅，古代仕宦者和儒者围于腰际的大带。《周礼·春官·典瑞》“王晋大圭”郑玄注引汉郑司农曰：“晋读为搢绅之搢，谓插于绅带之间，若带剑也。”
《资治通鉴·汉武帝元封元年》：“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后用为官宦或儒者的代称。
《东观汉记·明帝纪》：“是时学者尤盛，冠带搢绅，游雍而观化者，以亿万计。”唐权德舆《知非》诗：“名教自可乐，搢绅贵行道。”
清昭连《啸亭续录·内务府大员》：“内府人员惟充本府差使，不许外任部院，惟科目出身者，始许与搢绅为伍。”林纾《与姚叔节书》：“伧人入城，购搢绅残敝之冠服，袭之以耀其乡里，人即以搢绅目之，吾弗敢信也。”
3、荤：指葱姜蒜等辛辣味的菜。4、已而：旋即；不久；后来。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史记·孝武本纪》：“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
’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新五代史·梁臣传·霍存》：“存伏兵萧县，已而瑾果与溥俱出迷离，存发伏击之。”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辛亥游录》：“过午一时，潮乃自远海来，白作一线。已而益近，群舟动荡。”
5、期年：亦作“朞年”。一年。
《左传·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晋卜偃曰：‘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
’”《后汉书·侯霸传》：“百姓老弱相携号哭……皆曰：‘愿乞侯君复留朞年。’”唐李德裕《渔鱼骨》诗：“昔日任公子，期年钓此鱼。”
《金史·宗翰传》：“盟未朞年，今已如此，万世守约，其可望乎？”清袁枚《续新齐谐·曹公梦》：“于是有言梦不足徵者，有以期年半载相机进退劝者。”6、向来：刚才；方才。
原来；先前。《后汉书·方术传下·华佗》：“佗尝行道，见有病咽塞者，因语之曰：‘向来道隅有卖饼人，蓱齑甚酸，可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兄弟》：“沛国刘璡，尝与兄瓛连栋隔壁，瓛呼之数声不应，良久方答；瓛怪问之，乃曰：‘向来未著衣帽故也。’”唐张鷟《游仙窟》：“五嫂向来献语，少府何须漫怕！”宋陆游《夏雨》诗：“向来秧底乾欲裂，白水漫漫俄盈陂。”
7、吏胥（xū）：旧时地方官府中掌管簿书案牍的小吏。唐白居易《和微之除夜作》诗：“我统十郎官，君领百吏胥。”
《京本通俗小说·拗相公》：“桑麻失利，只得畜猪养鸡，等候吏胥、里保来徵役钱。”清龚自珍《明良论四》：“律令者，吏胥之所守也……守律令而不敢变，吏胥之所以侍立而体卑也。”
8、滞狱：指因积压或拖延未予审决的案件。《南史·梁始兴忠武王憺传》：“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开导物情，辞讼者皆立待符教，决于俄顷，曹无留事，下无滞狱。”
唐司空图《唐故宣州王公行状》：“会鄂州盐铁使赃状上，闻有力者持为滞狱，公驰传即讯，涉旬辨决。”《续资治通鉴·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帝不欲天下有滞狱，乃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三十日，小事十日，不须追捕而易决者无过三日。”
参见“滞讼”。9、鲜（xiǎn）少：很少。
《国语·楚语上》：“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唐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鲜少。”
宋王安石《送李宣叔倅漳州》诗：“居人特鲜少，市井宜萧索。”郭沫若《断断集·社会发展阶段之再认识》：“分工在封建制之开花期中鲜少成立。”
鲜：少。10、折阅：（1）谓商品减价销售。
（2）谓买主杀价。这里指亏损。
11、徙业：谓不专心本业，见异思迁。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夫外慕徙业。
周忱（1381—1453），字恂如，号双崖。
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选庶吉士。
自请进文渊阁，与修《永乐大典》等。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
虽有经世才，但浮沉郎署二十年，未得升迁。夏原吉知之，永乐二十二年（1424）荐迁越府长史。
宣德五年（1430），又经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赏识，被荐为工部左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周忱巡抚江南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整顿江南税粮。
江南田赋重，赋税拖欠，百姓生活艰难。周忱到任后，深入民间，调查研究。
他不带任何随从，向农夫村妇详细询问最感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在哪里，希望如何处置。时间长了，百姓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向他倾诉，彼此相处如家人父子。
他对下级也比较宽和，有好多事情主动同他们商量，向他们请教。对有才干的官员，则放手提拔使用。
如苏州知府况钟、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都成为他得力的左膀右臂，共同促成了江南的经济改革。 明代江南官田重赋，是明代经济财政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
沉重的负担，迫使农民大批逃亡，国家税源减少，拖欠严重。苏州府，从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1422—1425）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松江府，从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1415—1421）不得不免征几百万石。
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七百九十万石。宣德五年（1430），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四十三万九千石，实征六万六千石，只征得百分之十五。
实在如有人所说：“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从朱元璋时候起就一直颁布减轻税额的诏令，但多数情况是朝令夕改，言而无信。
因为江南是朝廷的财赋重地，承担着官僚、勋贵的巨额俸禄支应。到宣德年间，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宣德五年（1430）宣宗再次下诏减轻官田税额，而户部考虑到支出的困难，往往“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忱被派往江南整顿田赋。
周忱拉皇帝诏书作大旗，抵制户部的压力，与苏州知府况钟等经过一个多月的筹算，对各府的税粮都作了认真调整，仅苏州府即减七十二万石（《明史·食货志》）。周忱本想更多地降低一些官田税率，如，当时一种田称古额官田，税额特别重，耕种者无力负担，周忱请求依民田起科。
太师郭资和户部尚书胡濴便弹奏他“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要求给以惩治。宣宗虽然批评了郭资、胡濴，但也没有答应周忱的请求。
朝廷不愿承受更多的“损失”。周忱便把思路转到以灵活的政策办法促进赋役改革和均平负担上来。
田粮运输的改革 粮食的运输征解是田赋制度中一个十分困难与棘手的问题。当时江南田粮运送北京，有军运，有民运。
民运中，运夫百姓的负担相当沉重，“军船给之官，民则僦舟，加以杂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复经年，失农业。”周忱与漕运总督陈瑄商议，将江南漕粮兑给漕军运输，具体办法是：民运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兑，然后由漕军运至通州。
每正粮一石民运至淮安，加耗粮五斗，运至瓜洲，加耗五斗五升。江南卫所官军就附近仓廒直接运输，另加给过江米二斗，铺垫芦席费五合。
这个办法，农民既省费用又便利，漕军也得到了实惠。 运输要加耗，鼠雀吃食、水中漂没、腐烂等都会有消耗。
所以田粮正项之外，耗米征收是一大负担，也是一大漏卮。最大的问题是“豪有力者只供正额，而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乃独责之贫民。
此耗之不得其平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宣德八年（1433），周忱创“平米法”。
平米，指正额与耗米两项而言。其办法是：“官民田皆画一加耗。
初年正米一石加耗米七斗，计输将远近之费为支拨。支拨之余者存积县仓，曰余米。
次年余米多，正米一石，减加耗为六斗。又次年益多，减加耗为五斗。”
在平米法的基础上，又建立“济农仓”。济农仓米的来源，其一就是平米支拨后存留的余米，此外，还有丰收年发官钞所籴储存的粮米，以及奏定“京俸就支法”所节省的耗米。
据周忱于宣德七年所奏：“先是，苏、松、常三府岁远南京仓米一百万石，以为北京武职之俸。每石外加盘用耗米六斗。
然前俸既可以南京支取，独不可以三府就取乎？是岁，减耗米六十万石。”又据《明史·周忱传》，这个就支办法规定，给予就地支取者每俸米一石船价米一斗。
所节余部分是耗米每石五斗。另外，在某些县份还有向富人劝借米，清理豪右侵占绝户田租等。
济农仓除去用于赈贷贫民耕作食用之外，“凡陂塘堰圩之役，计口而给食者，于是取之；江河之运不幸遭风涛亡失者，得以假借”。“买办纳官丝绢，修理舍、廨、庙、学，攒造文册及水旱祈祷”等都随时支用。
这种把田赋的征收与徭役的支出混合使用的办法，实际上开了赋役合征的先河。在明代赋役制度的改革中具有开创意义。
周忱亦以善理财赋著称，如《明史·周忱传》指出：“终忱在任，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忱之力也。” 正统初年，由于宝钞的贬值和铜币的窳败，银货币以其不可阻挡之势流通开来。
连国家与皇帝的权威也不得不屈服于它的势炎。于是江南四百万石漕粮也折征为一百万两白银。
这就是金花银的出现。田赋实物税粮改折为白银，对纳税者免除了运输等盘费与。
【子贡】（前520~？）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又作子赣，亦称作卫赐，春秋末卫国人，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
子贡是春秋时期齐国和鲁国风云一时的大商人。子贡是孔子最器重的弟子之一，孔子曾把他比喻为瑚琏。瑚琏者，宗庙之贵器也。
子贡在成为孔子弟子以前经商曹、鲁间，富至千金。他思路敏捷，理解力强，能说会道，被孔子许为其“言语”科的高才生。《论语》中记述孔子与弟子答问，以他为最多。孔子曾多次称赞他，说他能够做到“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赐之敏贤于丘也”（《说苑·杂言》）；并把他比之为尊贵的“瑚琏”之器。子贡有较强烈的从政志向，他关心治国之方略，经常问政于孔子。曾仕于鲁、卫，游说于齐、吴、越、晋诸国。从孔子周游列国，厄于陈蔡，一度有愠心而出怨言：“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遭到孔子的批评：“今尔不修尔道而求容，赐，而志不远矣！”（《史记·孔子世家》）不久，孔子派他出使楚国，结果“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鲁哀公十五年（前480），在鲁、齐议和会上说服齐君归还成地。
子贡对孔子的颂扬在孔门弟子中是出名的，他曾说，“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有人说他比孔子高明，他立即就加以否定，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夫子之墙数仞。”（《论语·子张》）不过，子贡对孔子的崇敬据说有一个过程，相传其“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论衡·讲瑞》）。
孔子去世，鲁哀公来致哀，子贡批评说：“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左传·哀公十六年》）子贡为孔子守墓长达六年之久，然后去之。后世一般认为，孔子之名声之所以能传扬天下，颇得力于子贡的宣扬。
子贡晚年居齐，直至终老。唐玄宗时，被追封为“黎候”；北宋真宗时又追封为“黎阳公”，后又改称“黎公”。
一、原文：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原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如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穿耽扁甘壮仿憋湿铂溅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中扮戏孙鞅也，岂不悖哉！”
—— 节选自《史记商君列传》
【注释】刑：通“形”。指形成或事实。嘿：同“默”。禽：同“擒”，拘捕，捕捉。
二、翻译：
商君，是卫国国君姬妾生的公子。名鞅，姓公孙，他的祖先本来姓姬。公孙鞅年轻时就喜欢刑名法术之学，侍奉魏国国相公叔座做了中庶子。公叔座知道他贤能，还没来得及向魏王推荐。正赶上公叔座得了病，魏惠王亲自去看望他，说：“你的病倘有不测，国家将怎么办呢？”公叔座回答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却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政全部交给他，由他去治理。”魏惠王听后默默无言。当魏惠王将要离开时，公叔座屏退左右随侍人员，说：“大王假如不任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走出国境。”魏王答应了他的要求就离去了。公叔座召来公孙鞅，道歉说：“刚才大王询问能够出任国相的人，我推荐了你。看大王的神情不会同意我的建议。我当先忠于君后考虑臣的立场，因而劝大王假如不任用公孙鞅，就该杀掉他。大王答应了我的请求。你赶快离开吧，不快走马上就要被擒。”公孙鞅说：“大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听您的话来杀我呢？”终于没有离开魏国。惠王离开后，对随侍人员说：“公叔座的病很严重，真叫人伤心啊，他想要我把国政全部交给公孙鞅掌管，难道不是糊涂了吗？”
三、点评：公如青山，我如松柏，粉身碎骨，永不相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