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纷争不断，政权更替频繁，先后发生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直接导致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永嘉南渡”移民高潮，规模超过百万。
大量北方人口进入江南地区，推动了江南地区农业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的崛起带动了新兴城市的发展，实质上促成了江南经济区的形成，为隋唐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朝时期人口南迁，直接推动了江南地区农业技术与经济的蓬勃发展，也由此进入了江南大规模的开发阶段。
农业开发
百余万南迁人口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成功迁居江南者，青壮年人口的比例当较高。这些外来人口不仅给当地提供了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皖南近江的经济因此迅速发展了起来。
土地开垦面积扩大，江南地区原来火耕水耨式的原始耕作方法，逐渐被淘汰，代之的是北方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普遍用粪施肥。到南朝时，会稽郡已成为天下的粮仓和屈指可数的首富之地。
大量南迁的北方人民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方法，如“区田法”在东晋时已传入三吴地区，北方人喜好的小麦也在南方开始大量种植，东晋和南朝刘宋政府都曾以政府名义命令推广种麦，麦类逐渐成为南方人民仅次于水稻的主要农作物。并在局部地区，出现了最早的稻麦两熟耕作制度。
不仅北方旱地作物品种被引种到南方，就连北方的药材以及枣、梨、杏、奈、胡桃等果树品种也大量引入南方。
铁器、牛耕作为中国古代的先进生产工具，六朝时在岭南地区得到进一步推广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岭南农业生产力的水平，有力地推动了岭南农业的发展。
商业发展
大批汉族的南徙，为江南地区增加了许多劳动力并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无疑会加速江南的开发。
同时江南地区相对安定，东晋、刘宋等王朝也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因而使南迁的汉人有可能和土著及山越、蛮、俚、僚等少数民族一起，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促进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不仅农业生产有所提高，纺织业、矿冶业、制船业、制盐业、制瓷业以及制茶、漆器等手工业都有显著发展。劳动产品增多，促使了商品经济发展，商业贸易十分活跃。
这首先反映在商业城市的兴起方面。战国秦汉时期，大的商业城市基本上都分布在北方，如长安、洛阳、邯郸、临淄、邺城等，江南地区只有吴城（苏州）可与北方商业名城并列，而到魏晋时期，京口、武昌、建康等迅速崛起，成为江南四大商业都会。
六朝时商业城市最大的是京师建康。建康以外最大的商业城市是长江上游的江陵，这里与成都一带有密切的商业往来，著名的川马和蜀锦，都是经此转运到江南各地的。
此外，长江和钱塘江下游三角洲地带的京口、广陵、吴郡、会稽、余杭，北境的寿春、襄阳，南境的广州也都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广州更是海上贸易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