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产业集聚的生成动因包括金融产业集聚的生成的驱动因素及内在机理问题。多数学者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在金融产业集聚生成动因的理论依据方面， 大多数学者以Marshall(1920)、Weber(1929)、Po~er(1990，1998)等的集聚理论为基础的，将金融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以下经济因素：外部经济、规模经济、集聚经济和交易成本。Kindleerger f1974)认为是规模经济使得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选择一个特定的区位。外部规模经济是自我加强的，更多的金融部门在一个区域内定位，那么这些区域对于其他金融参与者来说更加具有吸引力。韩国经济学家Park(1982/1989)将规模经济理论集聚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银行集中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分析上，他认为当一个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国际中心便有形成的可能。同时外部规模经济会进一步促成生产和经营单位的空间集聚，表现为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合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更加邻近，流通环节的减少，信息沟通的便捷等。
Naresh R.Pandit(2001，2002)等学者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产业集群动态研究方法，对英国金融服务产业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集聚效应影响公司的成长及新进入者的数量，同一金融服务中心的不同金融部门之间存在相关性。Economists Advisory Group(1984)在《城市2O年：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一文中指出：“金融中心发展缓慢，但是一旦建立，它们就显示出生存的巨大能量。这部分是因为习惯的力量、顾客的忠诚或者简单的惯性(或者说是“路径依赖”)，但大多是源于建立金融中心所享有的各种规模经济。”Arthur(1994)提供了一个路径依赖模型来描述下面情形：如果外部经济(或者集聚经济)盛行，那么一个具体企业定位是怎样变得比其他更为优越。他表明，对于一个特定种类的金融业务，这会使得这项业务对于其他银行来说更加具有吸引力，这些规模递增收益有助于一个地理上的“锁定(1ock—in)”。也就是说，这使得一个区域优于其他区域，在此模型中，只要有新的企业进入，一旦它们选择了区域就很难有移动。Taylor(2003)等通过对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地理邻近和面对面接触而发展密切的人际关系是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过程。熟练的劳动力、顾客和供应者三者关系的地方化对金融服务企业的创新和产品、服务的递送很重要。
金融地理学主要从信息的角度对金融产业集聚的生成动因进行多角度的阐释。Porteous(1995)一系列的工具去说明和解释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比如“路径依赖”说明为何某城市能长久在区内维持优势；而“不对称信息理论”和“信息腹地论”则能解释为何“路径依赖”优势会被改变或者削弱。Gehng(1998)~]用场摩擦理论和大量的实证分析，证明了某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聚集趋势与另外一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分散趋势并存。为了理解这看似矛盾的现象，根据信息内容将金融活动分类是特别有用的。信息敏感性的证券交易更易集中于相关证券信息更集中、更易交流的地区，而标准化证券可能较之更自由，对成本差别的反应更敏感。Zhao运用信息腹地理论来研究中国金融问题，他将信息分为标准化信息和非标准化信息。要想准确解释非标准化信息的内涵和价值是非常困难的，必须要准确了解这类信息的广阔背景(或日文化)。
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质，金融部门需要接近于信息源。该研究还指出，信息外部性和不对称信息不仅是塑造信息腹地的决定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地区等级和全球层次的重要因素。标准化信息与非标准化信息的另一种表述为编码知识(codified know1.edge)和默示知识(tacit knowledge o这是演化经济学常用的表述方法。金融地理学家借用了这一概念，指出默示知识的学习需要面对面的交流face to facecontact)。因此，人们不可能完全摆脱地理因素的约束。Davis(1990)则通过对金融服务业领域的调查发现，在大都市区域里，大、中、小型的金融服务产业都倾向形成集聚。通过专业的劳动力人才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企业协助，例如会计业、保险精算、法律咨询等，金融服务产业将更加接近市场，减少交易成本，通过彼此之间知识与经验的分享，开发出创新技术。他指出，许多外部经济与优良的信息流有关，假如在更加准确和更加有竞争力的金融服务和金融工具定价的基础上，金融市场越大，那么它的效率和流动性就越高，并且金融市场是高度相关的，彼此之间相关度将不断增强。
Risto Laulajainen(2001)则从金融资源的流动性角度来研究金融产业集聚现象，他认为一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或者一个重要国家的政府债券实际上是一种商品，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同等交易，而逻辑上这种交易更倾向于在流动性好的大城市经济学者则从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理论的角度对金融产业集聚现象进行论述。在城市经济中，城市功能的分化导致经济系统中等级框架的出现。Gras(1922)描述了从乡村、城镇到城市经济的发展阶段，将专业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作为大城市一项功能来研究，他描绘了城市作为腹地的四个阶段，商业、工业、交通和金融业，金融业处在城市发展的最高阶段，与商业、工业和房地产业相比，金融业具有更大的集中度。Vernon(1960)认为，城市吸引着具有巨大不确定性、需要面对面接触的产业和服务业，吸引着那些以较快的互动速度为必要条件的行业。公司或者金融机构的集中能够促进为熟悉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客户关系，纽约港吸引了批发商，批发商带来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又引来了全国性公司的核心机构。
金融产业集聚生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选择了同一个区位，但在竞争性的产业环境中，只有部分空间具有适合金融产业的空间要素，这种特殊的场所被Markusen称为“光滑空间中的黏结点”。这种独特的场所之所以成为金融产业集聚的合适温床，就在于具有独特的空间区位。空间区位是金融产业集聚的基本要素。Martin(1999)研究了不同金融机构的区位分布情况得出：银行与证券交易机构、外汇交易机构的区位会有所区别，前者会相对较为分散，而后两者会较为集中。Porteous对银行区位模型进行了很好的理论分析。通过分析距离对银行贷款监督成本影响的模型，他认为，如果市场潜力的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在不考虑价格竞争的情况下，将产生银行的集聚，其结果类似霍特林(Hotelling)对企业的空间分析模型。Choi&Gehrig对世界主要银行业中心的成因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证明了地区间贸易流量、直接投资规模、距离的远近、文化的差异及当地银行业商业机会的大小等因素是影响银行跨国区位选择的因素，但仍缺乏对这些因素重要性的实证检验。
E.P.David(1988)首先将企业选址理论运用到金融中心的形成研究中，并于1990年对企业选址理论进行了系统整理。该理论主要解释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区位中，特定企业选择特定区位的原因，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成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均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他提出了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即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可分为供给、需求和外部经济三部分，这就是所谓的企业选址的利润最大化模型。但是利润最大化模型有弊端，而且过于简单化。我国学者潘江丽(2002)运用区位理论分析了金融机构选址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1.地区成本优势；2.人力资源的规模和质量；3.电信设施的先进性与安全可靠性；4.金融监管环境与税收制度。从上述对金融产业集聚的生成原因的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还缺乏专门针对金融产业特性的集聚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而仅仅是分析促使集聚形成的具体因素，况且针对这些具体因素的研究也比较分散，缺乏系统的模型。因此，从总体而言，对金融产业集聚内在机理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需要有系统的理论和模型对其进行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