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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蒙云龙
【内容提要】人文关怀思想是世界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其中亚洲和欧洲的人文关怀思想起源的历史最悠久。比较亚洲和欧洲的人文关怀思想的起源的异同，有有助于我们了解它们各自人文关怀思想的内容，以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它们对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人文关怀思想可以说是几乎和人类社会存在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在2500多年以前，古代印度、古代中国、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家们就已经开始论述人文关怀的思想。当时他们所论述的人文关怀思想主要是为了人类社会能和谐相处，而对人类社会财富、责任等方面展开的。在古代，虽然世界不同的地方都论述人文关怀思想，但是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人文关怀归因于上帝或者其他造物者。可他们却又同中有异，在一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比如希腊晚期最主要的哲学流派：伊璧鸠鲁派和斯多葛派，都把人的道德问题作为研究的中心，都企图在社会危机和动乱中找到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但是二者又存在有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区别。伊璧鸠鲁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人的快乐和幸福是人们生活的出发点和目的；是评判人的一切的标准，是人们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原则。而斯多葛派则认为，人的幸福是理性的完善，实现了理性的完善才是真正的幸福，并可以从中产生最大的快乐。亚洲和欧洲的人文关怀起源在许多方面也有类似这两个哲学流派的异同，因此，探讨亚洲和欧洲人文关怀的起源的异同，对理解它们的人文历史以及它们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有一定的帮助。
1、亚洲人文关怀的起源
在亚洲，古代中国和古印度是最早和最多提到人文关怀的国家。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作为世界最早的人文关怀者，当他看到礼崩乐坏，以至政治、社会及伦理纲常失序紊乱时，就提出了“复周礼”、“行仁政”的思想，欲希望能在乱世中拨乱反正，以求恢复世间的安定与昌盛，人们生活的幸福与安康。孔子在极力推崇周礼的同时，也继承了西周以来的人文关怀思想。据载，西周的周公一共当国7年，到第6年是就制礼作乐，制定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他根据周初的政治形势，提出了“明德慎罚”、“敬天保民”为主要内容的人文关怀思想。周公的“明德慎罚”、“敬天保民”与西周之前的商代后期的王权至上思想四根本对立的。《盘庚中》记载商王盘庚训诫臣民时说：“今予命汝无起秽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盘庚的这些话是说，你们一定要听从商王的意见，不要被其他人的意见所蒙蔽。我替你们向天祁求，目的就是使你们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我不是用我的威势去压迫你们，我是为了养育你们。商王盘庚把自己摆到了人民大众救世主的地位，这在逻辑上就是要民众服从天的意志，也就是服从君主的意志。鉴于此，周公的“明德慎罚”、“敬天保民”思想，主要是围绕天命不常、天命与人事相统、敬天保民等方面而展开的。周公的“明德慎罚”、“敬天保民”思想，是商周之际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他甚至明确提出：“天可信，我道惟宁”，①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人文主义的发展路向。孔子的“复周礼”实质就是欲通过一定的制度来确保其人文关怀思想的实施。，因为“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指礼仪制度，也就是维护社会和谐安定的秩序，是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孔子人文关怀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实质就是“人”，故有“仁者人也”②之说法。孔子把“仁”等同于“人”，就是因为他认为，人与其他非人的动物一样，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有生存、繁衍的欲求和物质生活的需要，从这个角度和意义上讲，“人”是“仁”的基础和前提。
然而，孔子又认为，人并非是自然之物，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中。作为社会的一员存在，是接受一定的社会规范约束即“礼”而存在的。在孔子看来，礼规定了人们的亲疏、贵贱和尊卑，也规定了人们各自的道德礼仪、原则规范、权利义务和政治地位等等。故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从孔子众多论“仁”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知道，孔子所讲的“仁”主要有四层含义：一是“人”是“仁”前提和基础；二是“为仁”的方法；三是“仁”的内容；四是“为仁”的成就。在“人”是“仁”前提和基础部分，孔子认为，人必须有真性情，有真情实感，这是“仁”的基础。故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③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④他把“毅木讷”的人和“巧言令色”的人做了鲜明的比较，认为前者是自己为主，凭着自己的真性情、真情实感做事的老老实实的人，这是接近了“仁”的要求；而后者是以别人为主，做事说话，专以讨别人喜欢的虚伪的人，这与“仁”的要求是背道而弛的。从这个对比中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仁”的基础就是人的真性情、人的真情实感，但仅有真情实感、老老实实的人还不一定是仁人，但是弄虚作假、油腔滑调、讨人喜欢的人绝对是不可能成为“仁”人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为仁”的方法，那就是学“礼”。但是，孔子并没有拘泥固执于礼的形式，而是将“礼”的根源归结于人的内心情感与自我要求，故《颜渊》中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认为，“克己”就是约束自己，“复礼”就是把不符合“礼”的言行纳入到“礼”的轨范。《颜渊》中这段话，意思是说，一个人要是能够做到约束了自己使自己符合“礼”的原则，就是“仁”。一旦能够做到“克己复礼”，天下的人都会称许他为仁人了。由此可见，孔子对于“礼”的坚持，实际就是出于对“仁”的肯定，也就是所谓的“不知礼无以立也”⑤，把“仁”作为“礼”的内在根源，把“礼”作为“仁”的行为体现，颜渊进一步问什么是“克己复礼”，也就是“仁”的内容是什么，孔子答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⑥他认为，只要在视、听、言、动各方面都不允许越出“礼”的轨范，那就是符合“仁”的原则的人。孔子主张的“礼”主要是针对寇贼奸宄、杀人越货、不友不孝、犯上作乱、弑君弑父的社会状况而提出来的。通过学“礼”达“仁”了以后，“仁”有什么重大的作用呢？这就是孔子“仁”的第四层含义。孔子首先把“仁”作为是君子必要的道德人格，没有或者失去了仁德，也就不会成为君子。所以孔子把仁作为是人生价值之所在，天下之人皆有追求富贵的欲望，但必须以仁德作为标准而衡量取舍。正如孔子所言：“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且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⑦这是超越于富贵的道德衡量，是孔子之能够自处其乐。认为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富贵的生活，而在于德性生命的成全，这是儒家人文关怀思想的价值取向，也为儒家人文关怀思想者所持守。正如孔子所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⑧明确道出了孔子坚定不移地追求人生的道德价值，并把“杀身成仁”作为是人生道德的最高境界。孔子的“仁”说，是对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是对人生价值真谛的探究，是对人的自我价值和他人价值的高度关怀，充分展现了孔子从成己成人的道德理想出发，开展了一系列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君子之道，鲜明地指出了君子除了自我修养，成就自己的德性修养外，更应该“推己及人”地帮助天下之人成全自身的德性，这才是君子道德价值的真正完满和成全，也是孔子人文关怀思想的最高表现。中国的人文关怀思想，在孔子之前虽有所涉及，但孔子之前的人文关怀思想是比较零碎的、肤浅的、不成型的，有的甚至带有浓郁的神话和宗教色彩。而孔子的人文关怀思想则从人的生命存在、生命价值以及生命价值的实现途径等充分展开，因此，在中国，人文关怀思想的鼻祖理所当然归功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
在古印度（古印度并不是我们现代所讲的古代的印度，而是指古代印度次大陆，简称为次大陆，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其文化是神权至上文化，主要是关于神的存在、灵魂以及宇宙成因的探索，然而在神学至上的文化里也有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对神权教义的挑战，其中主要是对神权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挑战。在公元前700多年，有一个叫布利赫斯伯斯（Brihaspathy）的人写到：“在世界的另一极，既不存在天堂，也不存在最终的解脱，更不存在灵魂和等级制度”，这可以说是古印度最早的人文关怀思想的萌芽。布利赫斯伯斯（Brihaspathy）发出这样的呼声，是基于严密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社会现实，以及针对当时神学宗教的蒙昧主义的。以婆罗门时期为例子，古代印度社会就分为奴隶、平民、贵族、祭司四个等级，在如此森严的等级社会里，下层人的生命都难得到保障，更谈不上人的价值、尊严和人格了。虽然古印度作为佛教的发源地，佛教的许多教义虽然也有对人的关注。但是以“慈”、“悲”为核心的佛教人文关怀思想虽然有“不求自己得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平等，饶益一切众生的高尚精神，但佛教那种轻生重死、忽视现实重视虚无的要求却是从根本上背离了人文关怀思想的要求。古印度形成这种忽略世俗人文关怀的原因，就是由它独特的社会历史决定的。据记载，公元前2000—1500年，雅利安人迁移到印度，刚开始的时候是信仰多神教的，而对多神教的赞歌就形成了吠陀经。吠陀时代信仰善恶二神，其中陀罗代表善神，其主要任务是在天上和人间建立秩序，主持公正和正义，这样就开始了对人的思考。进入到奥义书时代就出现了瑜珈，主张通过修炼把人的灵魂和宇宙灵魂等同起来，人们企图借助瑜珈修持而显现主体的自由，这是人文关怀的一种形态，但这是忽视现实意义的人文关怀。佛教视世俗生活为苦，盼解脱的思想就与奥义书传统有直接的联系。
2、欧洲人文关怀的起源
中国学者周国平认为，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关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人文关怀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广义的人文关怀就是由西方哲学所培育的那种欧洲的精神文化传统。本书是按照广义来理解人文关怀，因此欧洲的人文关怀实际上就是从古希腊开始的一种精神文化传统，它最主要的精神就是尊重人，尤其是把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
欧洲的人文关怀思想主要是体现在古希腊神话中。古希腊神话源远流长，主要流传在从古希腊文明时期到公元前七世纪这一漫长的时期。它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在民间流传，记载在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神谱以及希腊时期的文学、哲学和历史等著作中。古希腊神话中的世界，一方面是力量无比的神所统治的世界，另一方面是人类进行着的有声有色的活动和斗争的世界。人与神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构成了神话的一个内在的根本矛盾。大力描写人的生活、生产、品德、智慧、功业、斗争等，成为希腊神话的一个中心题材，也是人文关怀思想诞生的标志，希腊神话中的人文关怀思想主要通过英雄人物来体现的。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相当的多，因而形成了不同的英雄体系，但都有一个核心，那就是人类对神的反叛精神，表现人文关怀的思想。比如古希腊神话中希腊最著名的智勇双全和德才兼备的英雄赫剌克勒斯，不仅以其极大的力量和过人的智慧，消灭了河神、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与凶猛的野兽、还战胜了各样的强盗和暴君，而且还具有极其可贵的品质—为人民造福。他一方面为民除害、造福于民，另一方面救死扶伤。他在高加索山谷救出英勇不屈的普罗米修斯，从大海中捞出大工艺美术家的儿子卡落斯的尸体，救过美丽善良而贤淑的阿尔刻提斯。另一方面他勇于打破尊卑、主奴和等级等传统观念，把战俘当作人来看待，给予怜悯和优待，他可以称得上是希腊人文关怀者的化身。其次，古希腊神话中体现了人文思想最为明显的是神祗的形象和属性是不断发展的。古希腊神话中的神祗先是人神同形，取得了人的形象并逐渐朝着人性过渡，接着是表现出具有人的生活、习惯、道德。例如神话中的希腊诸神虽然住在奥林匹斯圣山上，但却有人的任性、享受、虚荣、嫉妒、复仇、好斗、偷情等性格，且同人的联系相当密切。如作为众神之首的宙斯，他同女神赫拉结为夫妻，但他贪色无度，却鉴于赫拉的监视，只能背着赫拉下凡偷情。这些对众神的描绘，实际上就是对人间现实生活的折射，对众神的亵渎就是对人间现实生活的赞扬，这也是古希腊神话中人文关怀的一个体现。再次，古希腊神话对祭祀方式的描述表现了对人的地位的重视，这也是人文关怀思想的一个表现。在古希腊神话中，祭神仪式是极其隆重的，用作祭祀的动物都要统统烧掉，以示对人的至尊极敬，但对物质生活机器落后的人类来说，实在是一个特大的浪费。普罗米修斯为此特代表人类向神灵请求，要改变这种祭神的方式，最终达成协议：只用动物的骨头象征全部的祭品，而把肉剥下来留给人类吃掉。这就把人类对物质生活的需要提高于敬神的需要。最后，古希腊神话中的乐生主义也是人文关怀思想的一个表现。根据希腊不少的神话记载当时的希腊人的一个普遍观念就是把声、生命当作快乐、幸福和美德。希腊神话中乐观向上、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成为西方人文关怀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欧洲人文关怀思想的起源表现在古希腊神话中，古希腊神话其内容和形式讲是虚无缥缈的，但是它又同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就其内容而言又是非常现实的。这个现实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包含一些最原始的人文关怀思想，成为我们追溯欧洲人文关怀思想发轫轨迹的最初线索。
3、亚洲和欧洲人文关怀思想起源的异同
亚洲和欧洲人文关怀思想的起源，可以说是代表了世界人文关怀思想起源的特征。亚洲与欧洲作为人类文明的两个中心，它们的人文关怀思想有一定的异同点。
亚洲人文关怀思想的起源，首当其冲以中国为代表，而欧洲人文关怀思想的起源，理所当然是古希腊。我们把中国的人文关怀思想起源和古希腊神话的人文关怀思想起源做一个比较。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的人文关怀思想的起源主要是偏重于关注活生生的个人，以神话形式来表现人文关怀思想的很少。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通过神话的形式来表现一些英雄人物，但这些所占的比重都是相当少的。即使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和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但这些只是反映了中国先民渴望摆脱自然奴役的一种美好愿望，并没有体现人的尊严、价值和意义的人文关怀思想，因此，早期中国的神话并不象希腊神话一样具有浓郁的人文关怀思想在里面。希腊神话是借助神话的形式体现人拥有能动创造的本质力量，反思和探索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通过对神的颂扬来体现人的意志及人格的伟大，以神的形式来体现人的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中国的神话文化并没有具有希腊神话中的这些特征，因此我们只能说中国的人文关怀思想起源于孔子。因为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自始至终都是关注现实中的人，具有明显的直接性，这就是亚洲人文关怀思想和欧洲人文关怀思想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即使是在古印度，其人文关怀思想的起源，也是直接面对黑暗或不公平的社会现实提出来的。
亚洲和欧洲的人文关怀思想的起源，虽然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它们都有人文关怀思想的主要特征，那就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把人看作是宇宙间的最高价值。认为人比物更重要，人比神更重要，肯定了人在这个尘世间的幸福，认为人的价值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实现，而不是推脱到尘世的彼岸和遥不可及的将来，人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
参考文献：①《尚书.君奭》 ②《礼记.中庸》 ③《论语.子路》 ④《论语.学而》
⑤《论语.尧曰》 ⑥《论语.颜渊》 ⑦《论语.述而》 ⑧《论语.卫灵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