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经济的两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是什么和什么?

如题所述

前篇:

漫漫西行路(一)|斯诺到延安

漫漫西行路(二)|红都的那些人和事

漫漫西行路(三)|红都头号人物与红区的文化生活

漫漫西行路(四)|那次闻名遐迩的“征程”

“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达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

在西北

在江西、福建、湖南的共产党人于1927年起逐步建立起他们反对南京的根据地的时候,中国其他各地到处都出现了红军。其中,最大的一个地方是鄂豫皖苏区,占了长江中游这三个盛产大米的省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开始时由徐海东指挥的,后来由徐向前来领导,徐向前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在国名党军队中当过上校,是广州公社的老战士。

在他们西北方向的远远的山区里,另外一个黄埔军校生刘志丹当时正在为目前陕西、甘肃、宁夏的苏区打基础。刘志丹是个现代罗宾汉,对有钱人怀有山区人民的一贯仇恨。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

西北大灾荒曾经持续约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斯诺在1929年6月访问了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饿死,他不知道确切数字,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这件事到现在已经被人忘怀。一般都同意300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斯诺本人并不怀疑其他高达600万的估计数字。

这场灾难在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甚至在中国沿海城市也是如此,但是有少数几个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勇气可嘉的人,为了抢救一些灾民,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这些伤寒流行的灾区去。他们中间有许多外国人,也有一些外国人如德怀特·爱德华兹、O J·托德和一个杰出的老医生罗伯特·英格兰姆。斯诺有几天同他们一起,走过许多死亡的城市,跨过一度肥沃、如今变成了荒芜不毛之地的乡野,所到之处无不感到触目惊心。

在上述这种背景下,共产党人在西北特别受人民欢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因为那里的情况对于农民群众来说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都没有根本的改善。

斯坦普尔博士所提出的精彩报告指出在“公元前240年据说有一个名叫郑国的工程师”在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上有名的陕西渭水流域“修筑了一个能灌溉近100万英亩土地的灌溉网,但是后来年久失修,水坝崩塌,虽然修筑了新的工程,到清朝末年(1912年),灌溉面积只有二万亩不到”——约三千三百英亩!他弄到的数字证明,在大灾荒期间,陕西有一个县,死的就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口;另一个县死的有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据官方估计,单在甘肃一省就饿死200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要是官厅禁止囤积粮食,交战的军阀没有干扰赈济物资的运输的话,这些人有许多是可以不死的。

这里,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实行变革的条件。这里,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即使他们还没有斗争的目标! 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但是红军究竟是不是好一些呢?

苏维埃社会

不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南方的情况如何,就斯诺在西北所看到的而论,如果称之农村平均主义,较之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模范产儿而认为合适的任何名称,也许更加确切一些。这在经济上尤其显著。在有组织的苏区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虽然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简单指导,但物质条件的局限性到处是显而易见的。

西北没有任何有重要意义的机器工业,这个地区比中国东部一些地区受到的工业化影响要少得多,它主要是农业和畜牧业,好几个世纪以来,文化趋于停滞状态,虽然现在存在的许多经济上的弊端无疑是半工业化城市中经济情况变化的反映。但是红军本身就是“工业化”对中国的影响的显著产物,它对这里化石般的文化所带来的思想震荡确确实实是革命性质的。

可客观条件不允许共产党有可能组织大大地超过社会主义经济初生时期的政治体制,对此他们自然只是从未来角度来加以考虑,以期有朝一日他们有可能在大城市中取得政权,那时他们可以把外国租界中的工业基地接手过来,从而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在此以前,他们在农村地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解决农民的当前问题——土地和租税。

红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一直不过是一种非常临时性的过渡。甚至在江西,也完全是如此。由于苏区从一开始就得为生存而战,他们的主要任务一直是建设一个军事政治根据地,以便在更广泛、更深刻地规模上扩大革命,而不是“在中国试行共产主义”,而有不少人却以为这就是共产党在他们小小的被封锁的地区中在尝试的事情。

共产党在西北之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其当前的基础显然不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是有点像孙逸仙博士的主张:“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可以自居有功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中,对农民最有重要意义的显然有这四项: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

组织工作并不是到政府机构为止。共产党在工农、城乡中有大量的党员。此外,还有共青团,团之下又有两个组织,把大部分青年都组织起来。这两个组织是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共产党把妇女们也组织到共青团、抗日协会中。甚至哥老会这个古老的秘密会社,也让它参加到苏维埃生活中来,从事公开合法的活动。农卫队和游击队也属于组织严密的农村政治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货币解剖

苏维埃政府至少有两个基本任务必须完成:供养和装备红军,为贫苦农民济燃眉之急。 这两个任务有一项没有完成,苏维埃的基础就马上要崩溃。为了保证这两项任务的完成,共产党甚至在苏区初创之日起就必须开始从事某种经济建设。

西北苏区的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社会主义的奇怪混合。私人企业和工业得到许可和受到鼓励,土地和土地产品的私人交易也得到允许,但有限制。同时,国家拥有和开发像油井、盐井、煤矿等企业,也从事牛羊、皮革、食盐、羊毛、棉花、纸张等其他原料的贸易。但国家在这些物品方面没有垄断专卖,私人企业是能够在所有这些方面进行竞争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进行了竞争。

第三种方式的经济是合作社,政府和群众合伙参加经营,不仅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竞争,而且同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竞争!但这都是在一种非常小而原始的规模上进行的。因此,虽然在这样一种安排中,基本矛盾很明显,如果在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地区,会招致破坏性的后果,但是在红区这里,它们却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

在采访过55岁的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后,斯诺在日记中这样写到“不论林祖涵的数字的确切含义如何,这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奇迹,因为我们记得,游击队在这一带进进退退已经打了五年,经济居然能够维持下来,没有发生饥荒,整个来说,农民似乎接受了苏区货币,相信它。事实上,这不是仅仅能用财政的角度来解释的,只有在社会和政治基础上才能理解。”

不过,斯诺还是表现出了他的担忧 “对一个像红军那样靠小本经营来维持的组织,情况也极为严重。”他预测到“在苏区经济中,不久一定会发生以下三种变化之一:(一)为了供应市场所需的制成品,实行某种形式的机器工业化;(二)同外界某个现代化经济基础地建立良好关系,或者攻占比目前的经济基地水平高一些的某个经济基地(例如西安或兰州);或者(三)红区同现在在白军控制下的这样一个基地实际合并。”

同红军在一起

许多人以为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斯诺自己也有一些这样的模糊观念。不久,斯诺就发现自己完全错了。红军的大部分是青年农民和工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为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

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龄是19岁。这很容易相信。虽然许多红军士兵已经作战七八年甚至十年,但大量还只是十多岁的青年。甚至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那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现在也只有20岁刚出头。他们大多数是作为少年先锋队员参加红军的 ,或者是在15岁或16岁时入伍。

在一方面军中,共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士兵,不是来自农业无产阶级(包括手工业者、赶驴的、学徒、长工等)就是来自工业无产阶级,百分之五十八是来自农民。只有百分之四来自小资产阶级——商人、知识分子、小地主等的子弟。在一方面军包括指挥员在内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都是共产党或共青团团员。

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士兵是有文化的----这就是说,他们能够写简单的信件、文章、标语、传单等。这比白区中普通军队的平均数高得多了,比西北农民中的平均数更高。红军士兵从入伍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学习专门为他们编写的红色课本。进步快的领到奖品(廉价笔记簿、铅笔、锦旗等,士兵们很重视这些东西),此外,还作出巨大的努力来激励他们的上进心和竞赛精神。

像他们的指挥员一样,红军士兵是没有正规粮饷的。但每一个士兵有权取得一份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一些收入。他不在的时候,由他的家属或当地苏维埃耕种。然而,如果他不是苏区本地人,则从“公田”(从大地主那里没收而来)的作物收益中取出一份做报酬,公田的收益也用于红军的给养。公田由当地苏区的农村民耕种。公田上的无偿劳动是义务的,但在土地重新分配中得到好处的农民,大多数是愿意合作来保卫改善了他们生活的制度的。

红军中军官的平均年龄是24岁,这包括从班长直到军长的全部军官,尽管这些人很年轻,平均都有八年的作战经验。所有的连长以上的军官都有文化,其中斯诺遇见过几位军官,他们参加红军以前还不能认字写字。红军指挥员约有三分之一以前是国民党军人。在红军指挥员中,有许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生、张学良的“东北军”的前军官、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前国民军(“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军队)的军人,以及若干从法国、苏联和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斯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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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0-10-23
国苏维埃政策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困难中战胜敌人。

在革命年代里,历史的发展和创造采取的是特殊的方法,即人民亲自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不承认无论什么人定出的任何法律和任何规章”,直接地使用暴力,实现政治自由,创立政权机关。世界上历次革命都是如此。

用全民的直接武装代替脱离人民、同人民对立的机构即常备军和警察;国家的秩序由武装的工农自己来维持;工农武装力量同人民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

扩展资料:

苏维埃“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

巴黎公社已开始尝试废除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立的议会制形式,目的是为了克服由这一形式产生的消极的一面。这种废除是以人民可以随时撤换、罢免自己的代表这一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手段为先决条件的。苏维埃力图继承这一传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维埃

编辑于 20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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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回答  2023-08-19
苏维埃经济的两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是:
1. 保证全部可能的生产力用之于和平经济建设。
2. 保证有计划的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建设,有系统地和有计划地分配经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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