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民间忌讳
禁忌在山西民间称为忌讳。它是禁止同“神圣”或“不法”的事物接近，以避免招致惩罚，也就是对于某种神秘力量产生恐惧而采取的消极防范措施。与法律和道德规范不同的是，禁忌是建立在人们共同的信仰基础之上的，是对神灵崇拜和巫术信仰基础上的民间信仰，人们用以规范自己的信仰行为。
禁忌一般通过口头传承和行为示范在民间流传，达数千年之久。
禁忌的事项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可谓无奇不有。它渗透于人们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古籍记载的情况看，有的现在已经随着时间流逝了，有的则尚有残留，在今日文化与科学不发达的农村，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它还有着一定的市场。这里，我们只将在山西农村现实生活中流传较广的禁忌习俗论列如下。
居住禁忌
住宅房舍是人们定居的场所，也是人们一生当中近一半时间内的栖息地。特别是在农村，住宅作为个人财产的一部分，房子的多少、好坏，院落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家庭贫富和家庭成员是否能干的标志。所以，盖房子无论是对于结婚青年，还是家庭老小，都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
与城市建房一样，在自然环境中选屋建房要符合“大自然”的规矩。当然，农村住宅还要符合传统习俗的规矩。作为整个村庄的一部分，任何房舍的建设也要考虑与其他人家住房保持一种造型等方面的和谐。所以，住宅建筑不仅要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时还要与习俗与信仰保持一致。和谐是问题的关键，民间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家业兴旺、子孙昌盛，否则，家道衰败，子嗣无继，灾祸横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由此，在长期的历史风尘中就形成了一系列民俗禁忌、规矩和讲究。
山西农村的住房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窑洞式住宅，一是建筑式房舍。按照中国人的建房规矩，选地要顺应自然地势，坐北朝南，这是根据地理气候环境，为了避风、向阳而设计的。靠山面水是一般的建房规则。忌讳房屋建在干燥无水处，或背阴潮湿的地方，同时也避免选择那些草木不生及正当流水的地方。凡是处在山谷冲射处、城门口、监狱门外、百川口的地方，绝不是建房的佳址。
总之，宅基地的选择一方面顺乎了自然要求，即有水有阳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求神话、避鬼崇、躲战乱、图清静、免灾害、多生殖、恐争讼的社会心理。
由于人口密度比较稀疏，也许还有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山西民间喜欢散居，山西也是个多山少平原的地区，因而坐北朝南的规矩在山区也有些变型。
在山西北部山区及吕梁一带主房的方向是依地型而定的，并不一定是坐北朝南 。如在灵丘 ，一般东西南北哪面的山高，那一面就是土房的方向，其余面则是配房，这也许反映了人们的崇高心理。这当然是在四面环山的情况下的选择。
有些地方如临县，盖房子讲究对山不对沟，即背沟面山，以示吉利。但有些地方也不然，很多山区的房屋禁忌房子前面有高山和深沟，认为这是恶魔挡道，对主人不利。
晋南一些地方的房屋建筑忌讳“靠空”，如果房子背后靠山崖、窖、地坑、沟渠等都会犯“空”，甚至连水井都是会犯忌的。但犯忌也有法破解，如果要清除这种现象，修上一条路横在房子与被忌者之间，就可以化“空”为实，清灾避祸。在平陆一带的很多村庄，细心观察可以发现，每个村庄的四个角上的房子往往略有变向，就是这种禁忌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们求“实”，求“稳”的心态。
“居不近市”，是山西民间习俗，这是中国传统主流价值观耻于经商的一种曲折反映。但农民们也非常忌讳自家的院落前面空旷而无遮掩，它往往给人以孤寂、单薄之感。
在晋中一带 ，我们进行田野调查时看到许多有趣的现象 ，一些村落中，那些建在村边及外围的院落，为了避免直对空野，他们所采取的办法是把院门转个方向朝村里开，不朝村外开。如果不得以朝外开，还有一个补救办法，即在大门顶上放一瓶子，叫“风水瓶”，把瓶口朝向空旷的门外，据主人说这样可以把野外吹来的邪气盛在瓶里面，以免影响住宅里人的平安。
今天，感兴趣的人在山西的许多农村都可发现，那些商店、学校等公共建筑往往都建在村庄的外围，背靠荒山野地，人们将这些建筑建在村庄外围，是要把原来处在村边的院落围在里面，禁忌的作用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
在山西农村，建筑房舍很讲究格局，一般以一院四屋为定格，主房、偏房、院门、厕所各有定位，不可错乱，否则不吉。其中，特别忌讳把院落建成刀把形，刀把杀人不用刀，兆家败人亡。
在建房之时，门的设置属于“立门户”的大事，在建筑中是甚为重要的。院门被视为人的脸面一样是家庭的脸面，“立门户”甚至成了成家立业的代称，所以禁忌也最多。
一般讲，农村的院门忌冲河流、水井，恐被水射而生灾起祸。院门直对巷口也是不允许的，巷口是一支土箭，射向家中不祥。在晋南俗传“街门不走西北门，西北高而东南低，面向西北走脉气。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夏不凉。”如果不能避，就要在院门口上镶嵌一面镜子，即所指的“八卦镜”、“照妖镜”以破解，此种现象在晋南农村极为普遍。
此外，两户家门径直相对也是犯忌的，院门若如邻家相对，忌正冲，也忌门小。俗以为两门相对，双方都不吉利，尤其是门小的更遭其害。所以，在农村两门相接相对的现象极为罕见，即使有相对者也只是斜对，彼此错开。
对于一个院落来说，一般以向东的院门为善，向西的称阴门，除非万不得以一般不开西门，否则必须在门口安一屏障，或在胡同口正对的墙壁上镶块石碑，上面刻“泰山石敢当”之类的字样，以避邪风鬼魅的骚扰。
院门直对家门和窗户也是需要回避的。打对的门额窗额装镜子破解。此外，一般农舍院门之内也必有断壁墙以挡之。在吕梁一带，院门筑起来以后还要挂上桃木弓、柳木箭用以镇邪。
总之，这一类关于建房建院中门的开向 、方位的禁忌 ，一方面是与“开门卜凶吉”的俗信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门为家防之用”，都是尽量力求避凶趋吉的。当然，也是建房格局定位之中最受重视的。
房屋修好后，主人们喜欢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点缀一些花草树木。对于山区农家小院来说 ，最好是种上几颗树，在离石一带讲究最好不种开花树，而在交城一带又忌种桑树，除了当地俗传的桑仙树“伤心”之外，作为一种禁忌，桑与丧谐音，人们认为这都具有某种传染性，不吉利，桑往往被人们谐音为丧失人口，留不住后代，所以不种。晋南有些村庄则忌在院中栽种葡萄树，认为不吉。
在同一处聚居的各家邻里，建房的高度按习俗应大体一致，忌南邻和西邻的房子高过自已的屋子。在晋南俗传“北高不算高，南高压断腰，东高不算高，西高压断腰”。如果一家的房子比另一家低了，那么就要在中间的房屋顶上多筑一砖高，或修筑一个小小的类似庙宇的亭子，以保持平衡。居高不让者，显然有居高临下之势，以势压人，据说会压了别人的运气和吉利，甚至风水。大病小灾都会归因于此。这种情况在农村会导致邻里纠纷，甚至会结下世代怨仇。
厕所的位置也是要慎重考虑的；一般安置在西南角，有“五鬼头上安茅房”之说，排水沟也不能通过别人家的宅院，更不可正对别人的家门。邻家屋檐的水也忌滴在院中，认为是污水、憨水，影响自家运气。此外，房屋顶上如修建吉兽猛兽者，也不能让脊瞰吻兽张开大嘴面对人家，有吃掉别人之嫌。这类禁忌在山西汾河古地的人口稠密村庄中更为多见，不仅具有巫术色彩，更有一些旧时代礼法的阴影。
嗜好面食，兼喜汤饭
山西人嗜好吃面的饮食习惯，夸张地说，每饭几致无面不足、无馍不饱，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这是在自然条件、历史源流、相袭力量等背景下形成的。山西粮食作物应有尽有，品种多达数十种。北中部盛产高粱、糜黍（太原以北地区呼粘者为黍子）、梁谷、莜麦、荞麦、稻子、豆类（有豌豆、黑豆、绿豆、大豆、黄豆、小豆、豇豆、茶豆、扁豆、蚕豆等十多种）、玉米、沙米等等。南部盛产小麦、玉米、谷子、稻子等。这些品种繁多的粮食，提供了丰富的食料。通过农家妇女的慧心巧手，可以制作出数以千计的面食来。各种造型的面食，既可口，又诱人。许多农家，一日三餐皆以面食为主，或稠或稀，或干或汤，粗细搭配，粗粮细作，细粮精制，烹制技艺十分丰富。就是谷子盛产区的农家，以米为粥或捞饭，也要搭配拌汤、汤面之类的面食。汤面中炝入油，或放葱花，或加香椿嫩芽。这种粗茶淡饭，既能满足人们的口腹，又有浓郁的黄土高原农家气息，使人得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晋中平川地区，农家的午餐几乎都以面条、面片等面食为主，或剔或揪，或擀或压，或拨或擦，造型各有特色。面条有长有短，有宽有窄，有粗有细；揪片有厚有薄，有大有小，有软有硬，看了真使人眼花缭乱，仿佛到了面食的王国。各种各样的面食，加上具有地方特色的浇头、佐料，闻一闻浓香四溢，吃一吃风味别具，使人感到吃山西面食真是一种美的享受。生活条件好的人家，吃面食讲究一个月内不重样；普通农家吃杂面（高粱面掺和白面、豆面、玉米面，或高粱面掺和榆皮面都称“杂面”）每天也要变个花样。北部地区的黄米面糕和莜面栲栳，南部地区的白面馍，无论造型、口感都各有特色。当然，山西面食为人所赏识的还得数剔尖、拉面、刀拨面、刀削面，号称“山西四大名面”。其中，剔尖的普及率最高，特别是在晋中平川，几乎每个农家妇女都可以剔一手相当讲究的剔尖。杂面剔尖可以剔得粗细如一，长短一致；白面剔尖可长可短，可粗可细。粗者空心柔软，细者心实滑利。拉面，农家妇女以“小把拉面”见长，可拉成宽和窄、圆和扁、粗与细乃至三棱等多种造型。就是这么单一的面食（尤其是在物资匮乏的旧社会），在勤劳智慧的农家妇女手里，竟变得如此多姿多味！通过煮、蒸、炸、烤诸手段，把单调繁琐的家务，变成了诗化的劳动，或劳动的诗化，让你从心底赞叹：这些黄土坡的婆姨们！
山西人喜喝汤饭的习惯由来已久。除晋南部分地方外，各地居足大多如此。长治一带居民，至今邻里相见，开口先问“喝了没有？”山西绝大部分地区长年干旱多风，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赤身露体，所谓“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摔八瓣”的辛勤劳作，绝少有饮水啜茗的条件，全靠吃饭时的汤水一并补充；且山西人过去吃饭少有蔬菜，全凭盐、醋相佐，口味明显偏重，从生理上需要大量水分，形成了喜汤食的习俗。在山西居民的日常食谱中，汤饭的种类最多，吃法也最为讲究。低档的可满足人的口腹之欲，中档的可款待普通宾客，高档的则为高级筵席中的佳汤美羹。如晋中一带的三合面流尖、三合面抿蝌蚪、什锦空心拌汤等，都是比较讲究的汤饭。山西民间还有这样的说法；“吃饭先喝汤，一辈子不受伤。”吃干饭前先喝点汤饭，是许多居民家的“饮食规范”。这从卫生角度讲，这是很有道理的。吃馍、饼之类的干食，大多要熬些米汤，或做点汤面，有条件的家庭还要熬些油茶之类的汤食。吃干面条后喝点面汤则是山西居民最为突出的饮食习惯。“喝原锅汤，化原锅食”，据说是传统饮食古训。许多农家代代相传，至今仍保持这种习俗。如果你有机会来山西民间作客，酒足饭饱之后，家庭主妇定会给你盛来一碗面汤，请你也来用“原汤化原食”。这并非陋习，倒是很有点科学道理。
爱吃盐醋，又喜辛辣
山西民间百姓爱吃盐、醋的习惯，历史悠久，区域广泛。这同当地的水土特征、自然气候和多数人以杂粮为主的生活条件有着直接关系。例如，贫乏的餐桌上，全靠盐、醋来调味；艰苦的劳作之后，身体需要大量盐的补充。山西民间百姓的饭菜中用醋量很大，这种饮食习惯是众所周知的。山西“水硬”，即碱性强，加上晋人以杂粮为主，如高粱、莜面等，都是不大好消化的，需靠醋来中和、助消化。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从能吃饭开始算起，一直到他寿终正寝那一天，最少也得吃掉150～200公斤醋。难怪外地人戏称山西人为“老醯”。山西人无论吃面条类食物，还是包馅类食物，或者烹调菜肴，都离不了醋。调和须见醋色，饭菜须有醋香，否则，就不算好饭，吃着就不香。仅观普通农家餐桌上必备的醋具，如瓶、盆、壶、碗之类，就知醋在晋人的饭食中的作用了。山区居民还有以腌酸菜汤代醋的习惯。（在旧中国，山区百姓是连买盐、醋的钱也拿不出的！）用这种酸汤调和的饭菜，别有一番风味。在山西广大农村，几乎家家都有一套制醋的经验，庭院中备有一两个酿醋大缸。平川地区酿造高粱醋，山区居民酿制米醋、枣醋、柿子醋、沙棘醋等，各有其独特风味。用以调和饭食或烹调菜肴，醋营养价值颇高，并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山西各地几乎都有自己的名醋，其中“山西老陈醋”味道最好，堪称调味佳品。 山西民间百姓日常饭菜用盐量也非常之大。过去，许多农家调和饭菜都习惯用小盐，并有“露咸”的讲究。民间有“咸香咸香，无盐不香”之说，民谣云：“能说会道离不了钱，五味调和离不了盐。”人们对盐重视由此可知。如同备醋具一样，每个家庭餐桌都备有盐具，便于就餐者随时调饭。山西民间百姓喜吃味重食物还表现在佐餐小菜上。普通农家的餐桌上，常有一两样咸菜或酸菜佐饭。四五口人的家庭，一顿饭吃掉一两个大头咸菜或五六条腌黄瓜可算常事。酸菜则要整盆调和，作为“浇头”，有的地方甚至与饭合二为一，更是一种特殊的饮食风俗。过去，冬春季没有新鲜蔬菜，又没有保鲜手段，全靠咸菜和酸菜佐餐。许多地方都有“茶饭赖，咸菜拽”之说，反映的是过去山西广大群众饮食的艰辛和无奈。各种各样的咸菜和酸菜，几乎是山西百姓常年的必备之物。榆次、太谷、祁县等地的腌大头菜，平定的豆叶菜，定襄的老咸菜，长治一带的甜丝菜，太原的酱菜，临猗的酱玉瓜等，都是腌制菜中比较有名的。50年代以后，小盐逐渐被湖盐、海盐所取代，人们食用小盐的习惯始有改变。然而，山西人吃“味重”食物的习惯至今仍无多大变化。
除了盐醋之外，各地居民对辛辣食物的需求量也是相当可观的。人们一向将大葱、韭菜、花椒、大蒜、辣椒乃至生姜等视为必不可少的佐餐小菜和烹调佐料。比较富裕的家庭将白皮蒜、青辣椒等腌成咸菜佐饭，居民称其为“细咸菜”。这还是款待亲朋好友的佳肴。北中部居民有用大葱、大蒜直接佐餐的的习惯，将辣椒切碎，调以盐醋佐餐更为普遍。有的地方甚至每每餐都离不开辣椒面，里面加盐拌成佐餐小菜。喜食辛辣食物，晋南较普遍，晋中一带当属平遥、介休、灵石、汾阳诸县居民。在山西的辛辣食物中，品质最佳者有晋城巴公大葱，应县小石口大蒜，代县辣椒，河津、临汾韭菜，平顺、盂县花椒等等。生姜一般由外地运入，民间需求量也颇大。
商家“庄饭”，精益求精
说到饮食习惯，有必要提及山西商人别具一格的“庄饭”。山西商人在我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有着特殊地位。他们由行商到坐商，由封闭式经营到联合的垄断性经营，由纯坐商发展到专事金融的票号，反映着封建末期经济演变的轨迹。我们通过衣食住行这些活跃的事象，可以窥见他们有特色的传统习惯和文化特征。
山西商家除具有民间共同的饮食习惯外，还有着自己独特的饮食风俗。特别是大商巨贾，每顿饭都讲究干稀搭配，荤素调剂，主食以面食为主。烧（包括烤、烙）、蒸、煮、炸的面食，从造型到花样乃至风味，都达到了精益求精的程度。太谷县的曹家、祁县的渠家和乔家、平遥县的雷家等大商巨贾，每餐犹如宴宾，一桌饭花费几十两银子是常事。就连早晚两餐的佐餐小菜都要选择正宗名牌；酸、辣、咸、甜要求风味纯正独特；山珍海味择优而用；“八冷八热”因时而易。厨工都要聘地方名师，有大师傅、二师傅，并有荤案、面案、菜案等明确分工，还有专门掌炒瓢的、端盘的、献菜的（即执席者）、斟酒的、捧痰盂的、递毛巾的、送嗽口水的等等，讲究程度不亚于官宦之家。无怪乎民间有“财主家中一顿饭，穷人家里半年粮”之说。太谷居间还有“上有天堂府，下有‘用通五’（太谷北洸村曹氏设在县城的商业总机构）”之说，意思是：“用通五”的吃喝，可与天堂神仙的生活相媲美。仅曹氏一家的膳蒙呼和分布在全国各地商号内的厨工，最多时就有600余众，专为其采购各地名酒、名菜的人员也有百人之多，兼职备办者还不在其内。川广名菜、东北人参、津沪海味、各地山珍，无所不备。餐桌上常有熊掌、鹿筋、猴头、燕窝、莲子、百合之类的高档营养菜肴，加上多种多样的传统面食，“庄饭”层次之高可想而知。这些挥霍既反映了他们巧于理财的得意，也反映了他们在封建经济、外国资本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商海拚争中的逆反补偿心态。
居家食制，风俗独特
古人一般是一日两餐，即朝食（又称饔）和眬（又称飧），这是和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作制度与当时食源不充足相适应的。山西不少地区保持着这种食制。不过，由于由于地区不一，季节不同，亦有差别。北部居民一向遵循“夏秋日食三餐，冬春日食两餐”的传统食制。《山西通志》有“天镇诸地，冬春坐食，一日两餐”的记载，讲的就是这种食制。只有夏秋两季，因忙于农事，才改为三餐。而晋南和晋东南一些地方，民间则有一日吃四五顿饭的习惯。农忙季节，许多农村都习惯往地头送饭，或带干粮在地头休息时进食，民间俗称“打尖”。农村居民还有在天气暖和时端饭上街聚在一起吃饭的习惯。这一风俗的形成，大概与农村信息长期闭塞，农民文化生活单调有关。村民利用吃饭的机会聚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谈论家常，有的相互交流种植、养殖经验，有的则传播时事新闻。天寒季节，农家老小盘腿上炕就餐，长辈居中央，子女坐两旁，媳妇边上坐，方便盛饭、添菜。就餐间，如果把筷子横在碗上，表示已经吃饱；放在桌上或握在手中，则表示还需加饭。主妇问“够不够？”或“还吃不吃？”而不能问“要不要？”回答“再添半碗”“再添一点”，或者“饱了”“吃好了”等等，而忌讳回答“吃够了”或“再不吃了”。书香门第之家，就餐另是一番情景：无论春夏秋冬，常年日食三餐，吃饭不得上街，合家围坐，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各就各位，不得违例。
就餐时严守“食不语”的古训，餐桌上不得抛米撒面。巨商大贾主仆界限极严，就餐另是一番规矩。男女主人分别进食，一般不与他人共餐。男仆端盘、端碗，女仆一旁服侍。先酒后菜，先荤后素，先咸后甜，先饭后汤，先上什么后上什么，乃至饭菜放的位置都有规定。佣人、仆人另设锅灶，多食粗茶淡饭，或下蹲而食，或席地就餐。
50年代以后，各地居民的食制都有变化，日食三餐已成常式，合家围桌共食日渐成风。广大农村居民夏秋两季仍有端碗上街吃饭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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