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钱钟书在作家学者两界巍然高耸，当仁不让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作家与学者。而钱钟书竟于两界之间巍然高耸，左顾右盼，当仁不让。他虽然早年便有英才之称，但得名之盛，却数70年代末以后。1979年，四卷本《管锥编》问世。那年代，社会中的思想、语言、逻辑尚在一片混乱之中，《管锥编》的淹博宏通、圆融灵妙，令人觉得非此世间所能有。它好像证明了中国的学术力量在经历了“文革”风暴之后仍旧存活着，却又是孤绝无侣的。在文学方面，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虽于40年代后期出版不久就曾引起注意但很快又从新文学史上销声匿迹。同沈从文、张爱玲一样，钱钟书作为小说家的成就由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高度推崇而在海外引起广泛注意。夏氏此书将钱钟书专列一章，称赞《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还是最伟大的小说；”同是1979年，在海外呼声的推拥下，《围城》在国内重版，13万册之数在百日之内销尽。大学生宿舍里，一本（围城）辗转借阅，很快就被读成破败之相。在此之后，钱氏旧著《谈艺录》、《人兽鬼》、《宋诗选注》、《旧文四篇》等接连重印。至1990年，《围城》电视剧播出，钱钟书更成为街头巷尾的议论话题。“甚嚣，尘且上矣！"
　　
　　　　所以，要说二十年来的“文化热点人物”，钱钟书无人能比，占尽风光。十分奇妙的是，他的书不管好读的还是难懂的，一律畅销；他不爱与世人交接，而一举一动片言只语凡为人探知者，便会揭诸报端，大似“咳唾自成珠”；关于他有专门的期刊《钱钟书研究》，并有“钱学”名目，历年来谈论钱钟书的文章，单目录便可以印成一部不薄的书；对钱钟书的赞誉之辞，大概也到了后人无法再超越的地步——叫作“文化昆仑”。但几乎是个讽刺，钱钟书的字是“默存”。“默默者存”，语出汉人扬雄。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为他取这个字，是作为警告的。
　　
　　　　钱钟书对父亲的这一警告，经过一生的周折，该是体会得很深了吧。他去世以后，很多人发表了追忆的文章，我读后印象特别深的，有两位年轻人——董磊、孙小玲所写的一篇。他们受托去钱家取一份校样，闲谈中，钱钟书对这两位素不相识的青年提出了如下的告诫（是1992年之事）:
　　
　　　　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如果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他可能会抓住你话中的漏洞从你身后边捅你一刀，把你卖了；知果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在他人的恐吓、威胁下，他可能会作一些伪证，捏造一些无中生有的事件来；如果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他可能会十分坦率地承认一些对你十分不利的事情；知果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知心朋友，他可能会因为保护你而栖牲了他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
　　
　　　　“与人言，可不慎哉！”这虽然是古训，但像钱先生这样，说得如此危机四伏、令人惊悚，却也不多见。这是他对青年的关心；在这背后，是祸福无端、动辄得咎的中国社会的阴森之影。
　　
　　　　钱钟书是深察人心的，对社会变动中隐伏的危险，他也有智者的敏感。在《围城》之后，他曾着手写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已经有了约两万字，据说1949年从上海迁家北京时，把稿子弄丢了。“假如写得成，应该比《围城》好些”―钱钟书后来说起。这未成的《百合心》，令人们感到惋惜。但丢了稿子，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吧？他从1949年以后，根本就不再写小说。《围城》问世之初，就曾受到来自左翼的抨击；按照自已的路子写下去，将有什么结果，钱钟书不会不知道。1957年“大鸣大放”的陷阱，他也没有掉进去。这年春天，钱氏去湖北省亲，途中作有《赴鄂道中》五绝句，其中一首写道：“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那时不少人正“鸣”得热闹，钱钟书却感觉到“雨将来”了。1958年出版的《宋诗选注》因注释与评论之精而享有盛誉；多年后钱钟书说出了自己的不满。我们现在来看这书的选目和那篇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洋洋洒洒的长序，能够体会到钱钟书怎样机警地在发挥个人见解与“尽可能地适应气候”(《模糊的铜镜》,1988年）之间找到表述的方法。“文化大革命”中，钱钟书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据说还被一个暴徒打了一耳光，这也可以载入史册了），但相比于许多人，总算是平安的。有人推测他未遭更大的厄运，同他曾担任《毛选》英译委员会主任、《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人有关（海外更谣传他是毛的英文秘书），这也许有道理；但归根结底，钱钟书在政治上素来的谨重不妄言，才是至关紧要的吧。
　　
　　　　但回到前面提及的董、孙文章所述钱钟书之言，那里面难道不是透露着愤世之情吗，而一个真正老于世故的人，既知不该随便对人说话，又怎肯对两个陌生人将这道理说得如此尖锐，这时钱钟书还是任性的。是的，加果钱钟书只是一个谨慎自守的渊博学者，我们对他的敬慕也将是很有限的。我从别人的文章和口述中知道的钱钟书，实有不少动人的故事。譬如，黄永玉记“文革”中钱钟书拒绝参与“国宴”，别人拿“江青同志点名”来压他，他也不理；别人让他称病推托，他还不愿，只笑嘻嘻说：“我身体很好。我不去，哈！'‘又譬如在1988年6月3日的《光明日报》上，刊出过在钱钟书而言是很特别的文章——《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在这前后，我们知道钱钟书还参加过几次签名。诚然，钱钟书寻常对于政治是不多说话的，但他内心里对国事的关切、对一切荒谬事态的感愤恐怕绝非淡薄。所以，他虽然聪明而洁身自好，对文化人趋炎附势、献媚邀宠、曲学阿世的行径，却也有着怎么也按捺不下去的鄙视与厌恶．这到底也是他对政治的间接反应。陈丹晨记载：“钱先生平日最厌恶那些在名利场加官场里混来混去的知识分子，他骂他们是市侩、风派……每当他生动地描述这些人物和事件时，他就显得激动、愤怒，但又是机智、幽默而尖锐，……”这方面的事例甚多。如钱钟书致吴忠匡信，对“文革”中郭沫若、章士钊迎合“上意”而作的《李白与杜甫》和《柳文指要》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还有一桩事，后来引发了宗璞（冯友兰之女）与钱夫人杨绛之间的笔墨官司：据说，钱钟书1979年访美，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座谈会上．“情绪激动”地大骂冯友兰。与会的庄因教授称，“他说，冯友兰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又说，冯友兰最不应该的是出卖朋友”。（《钱钟书印象》，台湾《联合报》1979年6月3日；又详情可见穆正平《杨绛、宗璞笔墨官司的来龙去脉》，《中华读书报》1998年9月30日）
　　
　　　　还有一桩关于钱钟书夫妇与邻居打架的故事，从前多次在别人的文章里被提起，杨绛大概为了为历史存证，把他们同邻居夫妇（她称之为“革命男女”）冲突的经历，详细记载了下来。细节之一，是钱钟书在“革命男子”身上揣了“许多大脚印，横横斜斜的，一脚一脚从膝部直揣到肚皮上”。这故事读起来令人忍俊不禁，想到钱钟书的文章都是用手写的，用脚写的这一篇别具风采，可惜被杨绛当场“轻轻掸去了”。
　　
　　　　庄子教导学生，说是“吾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庄子·山木篇》），钱钟书呢，处乎默与非默之间？我想，许多人喜爱钱钟书，不只为他那惊世的博学与才华，也为他的品格和性清。他是尖刻的，又常是单纯的；他是谨重的，又常是任性的。说钱钟书的人，多言他“可亲可敬”，我读他的文章看他的相片，首先觉得可爱〔这话太越份无奈是实情）。眸子清明，神色飞动，和蔼可亲而目中无人（不是看不起，是顾不上），这应是他高谈阔论的常态。还有，他总留着一份清除不尽的书生狂气，到了耐不住时要骂人，这也正是他可爱之处。至于拿脚在别人肚子上写文章，未免有碍清誉，但人生也难免有那么一回不雅的事情。
　　
　　　　钱钟书平日闯下的祸，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桩桩爆发．累坏夫人杨绛。先是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是否说过“吴宓太笨”，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吴宓是钱钟书教爱的老师，她还特地让人写下书面证词，好像要提供庭审似的；后是钱钟书在美国有没有骂过冯友兰，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冯友兰是钱钟书的“五大恩师”之一。但她的辩白相信的人实在不多，那些话、那此事都带有钱钟书风格―或许细节有出入，或许要加上特定条件的限制。说起来，杨先生也是很可爱的（抱歉，越份了），她用尽力气，文章登到四面八方，要维护钱钟书作为温雅君子的形象。——她觉得这很重要吧？这令人想起她那《写围城的钱钟书》，直把钱钟书描绘成一个爱闹事的顽童；又想起某篇文章所记，钱钟书阻止把杨绛为他织的一件毛衣捐给灾民，说那是“慈母手中线”——是慈母呢！
　　
　　　　在中国这地方，正直的人有时难免固执——更坏的是竣刻，或者呢，把自己的生存状态弄得异常沉重；而圆通的人，搞不好变成滑头无原则，事无不可为，只求解说得过。钱钟书却是正直而又圆通的，这个，从熟悉他的人所写的文章里，从他自己的著作―尤其小说、散文中，可以体会出来。这是因为他明察世事人心而童心不泯、狂气难除。他真的知道人——“两足无毛动物”——之丑陋、愚蠢、虚伪，是没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欢在荒诞滑稽里闹成个兴高采烈的样子。但他虽然也关心他的国家和周围的人，却并不一像中国许多读书人那样，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自己应该且能够“为帝王师”，承担天下的忧乐。如果无可奈何，只要旁人不把那恶浊气味熏逼到鼻子底下，他还是有自己的事情可做。所以，他虽然经历了一场大荒唐，依旧能活得干净、明决，保持他的一份幽默感。在“钱钟书热”里，他的人生智慧曲曲折折地传布了开来，成为很好的指示―活得既不沉重又不肮脏，正是中国这艰难的土地上很多人试图追求的人生状态。
　　
　　　　如果把钱钟书与陈寅恪相对照，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近世学人，若说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大概就这两位是登峰造极的了。早在30年代，吴宓就说过：“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但他们的治学路径却很不相同，而且，在这后面还有更重要的差异。
　　
　　　　陈寅悟所好是论史，着眼是“在史中求史识”，以理解近世中国的变局。这正如龚自珍所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史氏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著议》），这是士大夫的传统。钱钟书所好是谈艺，则远于政治经验，近于情感经验；即使进而广及于一般的思想文化，也偏重在人的精神与智慧的表现，人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方法。所以，陈寅恰的学问总是用力很重甚而是固执的，钱钟书的学问则显得通脱而活泼：他们的人生负重感也不一样。陈寅恪是自视甚高、孤傲不群的，他的立场坚定、关注专一，即使偏居海隅，精神上与外界也有强烈的对抗性。“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是陈寅恪很好的自我写照。钱钟书则多少有点像他喜欢的孙猴子，带着点游戏态度，上天入地、四面八方地看世界。他褒贬中西名贤大哲，议论生风，但这并不表示他把自己看得特别贵重。他也有愤怒，但终究还有幽默。因而，读陈寅恪令人感到沉重，读钱钟书则似乎从远处看人生，多有感触，却不大有直接的刺激。
　　
　　　　陈、钱二人都非常熟悉西方文化。陈寅恪的主张，是坚持以民族文化为本位来吸收异域文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一贯的立场，而钱钟书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人们说钱是一位“世界学者”,这从他熟练掌握多种文字来说，从他对意大利人讲他们不知道的意大利故事、对法国人讲他们不了解的法国书来说，总还是浅。如果说他是“世界学者”，最显著的地方，乃是表观在他特别关注多种文化在某些根抵上的共通性，并善于运用其广博的知识来发掘这种共通性的具体表现。“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困扰中国人的“中西体用”问题，在他那里被取消了，这无疑是一种更为健康自信的态度。当然，这也因为钱钟书主要在谈艺、谈广义的文化，而“中学为体”之为许多人看重，其实是落实在社会体制上的。
　　
　　　　无论钱钟书受到怎样普遍的敬重，既然他“热”到如此程度，批评指责——虚怯怯和大胆的、有点道理和毫无道理的——便不可避免。虽然钱钟书自己对各种各样的赞美、“研究”很有气派地表示厌烦，那也不管事。
　　
　　　　一种批评是由来已久的，那就是说他“卖弄”。当年《围城》初问世，就有人提出作者过于卖弄才情——那里面妙语警句，多到拥挤不堪（正面说是“美不胜收”）。到了《管锥编》，引人注目的是作者的博学。此书总共引用了多少典籍，各家估算不同（可能使用的标准不一样），有说五千，有说一万的。无论如何，这是惊世骇俗的了：一个小小论题下面，三五种文字、十来种书的引证，不足为奇。有人便觉得这是炫博，卖弄才学。想来，钱钟书这样做，除了必要，也为了有趣，“卖弄”原本是有的。但我们由此看到人的智力的可能，其余不论也罢。
　　
　　　　另有一种批评是严重的，即指责钱钟书面对昏暴政治的缄默。有人作文曰《在顾准的光照下无地自容》，便是以顾准的勇毅和对“文革”的批判为榜样，比照出钱钟书的不足道。当然，我们可以说钱钟书不具备伟大的道德感召力；可以说．那个时代缺乏思想抗争是全民族的耻辱，其中也有钱钟书一份。但既然他决定沉默，终究谁也不能说他作为个人没有在暴政下保持沉默的权利。况且，在“文革“年代写成的《管锥编》也不是没有思想的，不是没有感于时代的昏愚而发的议论。“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管锥编》三五），虽是引古罗马修辞学者的话，但难道这不是针对“文革”中现象而发，经历过“文革”的人一读便知的吗？只不过作者是从广泛的社会文化角度、从历史中的现象来说话，又是用隐晦的文言来写成，因而不成为洪亮的呐喊。钱钟书向人解释为什么用文言写这部书，说是‘这样可以减少毒素的传播”（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其实也就是借隐晦的语言来保存那一时代不能容忍的内容——所谓“毒素”。当然这也是自我保全之迫。
　　
　　　　在本世纪前期的数十年中，中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新型学者文人，他们大抵都有相似的经历：出身于书香门第，很早就熟读了中国传统上的主要文史典籍，20岁前后出国留学，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因而，他们得以成为一代学术大师或文豪，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史上一片辉煌的景观。这里，有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胡适、陈寅恪等等，而钱钟书是其中较年轻、出道较晚的一个，但也许又是其中特别富于才智的一个。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在北京去世，一个学术时代，也随着他的离去，宣告了最后的终结。

Answer 2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2]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学士学位。[3] 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4] 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5] 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6]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