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严复生平
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又陵，又字几道。他自幼聪颖，又受家学熏陶，有较好的古文功底。十四岁时，因父亲去世，家道败落，不得不放弃科举入仕，转而入洋务派左宗棠、沈葆桢等创办的海军学校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现代造船技术。1876年，严复被派往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三年。其间他的兴趣逐渐脱离本行，转移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和哲学。在这一时期，他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了解非常广泛。他不仅对西欧近代思想家如哥白尼、牛顿、康德、培根、霍布斯、洛克、笛卡尔等有所研究；而且对古代欧洲的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也有一定的了解。而这些思想内容对严复影响最大的，则是当时西欧盛行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哲学中的实证论、不可知论等主观唯心论思想。这些见闻与学习经历，使得严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更为直接与深刻，为严复在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回国一年后，严复被李鸿章调至北洋水师学堂，先后任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等职。但从政治上来说，由于洋务派名为新政，实则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双方面妥协的本质，李鸿章对严复并不真正予以重用；而与此同时，严复对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也不满意。他不相信李鸿章所举办的洋务事业能救中国，认为他们所谓的“富国强兵”之道，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他始终认为，必须从政治制度与思想观念上效法西洋，才能致中国于富强，免于灭种亡国。因为对洋务派失去信心，严复企图通过“仕宦”之途，依靠封建旧势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尽管他深为“仕宦之不达”而感慨万千、牢骚满腹，但还是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两次应试，均以失败告终。他借科举来登上政治舞台，以实现政治抱负的愿望也落空了。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救亡图存的问题摆到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面前，同时也给严复带来巨大的心灵创痛，他在给吴汝纶的信中说：“尝中夜起而大哭，嗟呼，谁其知之！”在没有政治实力、无法实现其救国主张的情况下，严复采取了以译著的方式来达到警世的目的。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他的一种新的斗争手段。
甲午战争后至戊戌政变前的三年间，严复在这个时期成为一个出色的提倡变法自强的理论家与宣传家。在这三年内，他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第一，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先后发表了《论民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及《辟韩》四篇重要论文，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第二是《天演论》的翻译。这是他最负盛名的翻译作品，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第三是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内中主要社论，大半出自严复之手，文风尖锐泼辣。《国闻报》与当时梁启超在上海所办的《时务报》南北响应，风行全国，成为宣传变法维新的重要阵地。
严复亲眼目睹了戊戌政变的过程。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严复离开天津水师学堂，先后任天津开滦煤矿华人总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信译局总办、复旦大学校长、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北京学部名词馆总纂等职。但他的精神所寄，仍在于继续维新运动时期提倡西学的工作。在戊戌政变后至辛亥革命前这十余年中，他主要翻译了如下几部资产阶级著作：亚当·斯密：《原富》（1902）、斯宾塞：《群学肄言》（1903）、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1903）、甄克斯：《社会通诠》（1904）、孟德斯鸠：《法意》（1904-1909）、约翰·穆勒：《名学》（1905）、耶方斯《名学浅说》（1909）。它们与《天演论》一起，是严复最重要的八部译著。这八种西方学术著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此后西学的传播才开始具有明确的理论形式和思想内容。这个时期的严复仍以积极向上的工作，影响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进程。
辛亥革命以后，严复担任了几个月的北京大学校长，但基本上过着衰病闲居的生活。同时，他虽然在所著文章及致亲友的书札中还流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在思想上，已完全走上保守的道路。在政治方面，他参加了为袁世凯复辟做鼓吹工作的“筹安会”，反对共和，主张恢复帝制，甚至对戊戌变法，也以“轻易猖狂”为由加以否定。在文化方面，他主张尊孔读经，喜读老庄，反对五四运动，走向历史潮流的对立面。1921年，严复病死于故里。
（一）、《天演论》与严复的进化论
1859年，达尔文著成了《物种起源》一书，强调了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在西方思想学术界引起轰动。而在达尔文的著作面世之前，当时另一位著名学者斯宾塞提出了一种类似于“自然竞争论”的社会学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也是一种有机体，个人对私利的追求最终将达成集体的最高利益，因而政府不应该干涉社会事务，只要顺其自然就行了。这两者构成了严复译介赫胥黎的相关知识背景，也是他“改做”《天演论》的重要思想资源。1894年，自称是“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发表了《进化论与伦理学》，对进化论的原理作了哲学上的阐释，同时又认为社会伦理关系不同于自然法则，因为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先天“本性”，人类社会的进展不应该模仿宇宙过程，而应当在同它斗争中不断走向完善。这种观点引起了严复的共鸣，因而在甲午战后国家困顿、志士彷徨、顽固派仍然抱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拒绝承认现实的情势下，首先翻译此书。
严复并没有对原书照搬直译，而是根据需要选译了其中的导言和第一部分，以自己的理解改名《天演论》，内容上有增减，有改造，且多有“按语”形式的借题发挥。对原著者的观点，严复并不完全赞同，他经常引用斯宾塞、达尔文的理论批驳赫胥黎。他赞同赫胥黎关于人不能被动地接受自然进化、而应当积极进取的主张，又不同意赫氏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分为两截的观点；他同意斯宾塞所认为的自然进化是适用于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又不接受斯氏把人类社会的弱肉强食视为理所当然的强权逻辑。
他抱着“唯我所需”的态度，在不同的观点中进行选择、提炼，宣扬的是“适者生存”的绝对性和“与天争胜”的必要性，强调无论是草木虫鱼还是人类，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是“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天演论》导言按语），只有自强、进取，才能生存、发展，倘若昧于时势而无所作为，必将被淘汰出局。民族的自决自救、奋发图强，是《天演论》所演绎的主旋律。
严复的《天演论》吸收了赫胥黎阐述的达尔文进化论中生物进化、生存斗争的观点，更借取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严复分别吸取他们的部分思想并根据自己的观点加以改造、整合后，提出了一套关于自然和社会进化的理论，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人类社会和生物界一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变化的过程是且演且进，后胜于今。
第二，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是生物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不仅是生物进化的规律，而且适用于人类社会。
第三，在这一无法抗拒的社会变化规律面前，“任天为治”、无所作为的态度是不足取的。只要发奋图强，“与天争胜”，就能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上生存发展。
《天演论》从翻译到正式出版，经过3年时间。这3年，即1895年到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很不平常的3年，是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运动持续高涨的3年。这时候《天演论》出来了，物竞天择出来了，自然引起思想界强烈的震动。梁启超读到《天演论》译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对之加以宣传，并根据其思想做文章了。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之书，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在《天演论》问世以后，“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最活跃的字眼。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字号。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多少年轻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据统计，自189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
（二）、“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思想
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为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变革社会政治，从西方政治学说中借取了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武器。由于他们对西方民主思想的理解不同，因而其宣传重点亦各有侧重：康有为侧重博爱，梁启超重在民权，谭嗣同疾呼平等。严复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解则更为深刻，指出了西学的命脉所在。
第一，严复指出西洋国富民强之根源，并不在器物层面，而在更深层次的东西，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与民主。
“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论世变之亟》）
第二，严复进一步指出，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具体运用，自由才是政治的根本，西方之所以富强，就在于“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中国从来不重视自由，民主政治自然不可能实现，这正是贫弱之源。
中国为什么没有自由呢？严复认为，这正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严复以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天赋人权论为武器，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的君权论、国家论。
在《辟韩》篇中，严复对韩愈的名著《原道》所提出的君主起源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它首先有力地批驳了韩愈宣扬的“圣人”万能论，认为在人类社会初起之时，如果存在“圣人”的话，那么他们都必须是野兽而不是人，否则必然遭到自然界的伤害而夭亡；其次，《辟韩》还批判了韩愈关于君、臣、民三者关系的认识。指出，老百姓是从事生产，互通有无，共同生活的，决不是只为了供养国君。君和臣是老百姓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设置的，国君和大臣如果不能实现为民除害的使命，就应该被抛弃，并引用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话，来揭露封建君主“窃国大盗”的本质。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原道》在揭示古代社会国家产生、发展的进程方面，不无理论价值；而对封建君主制的批判，早在明末清初即已出现，但严复的论述，是第一次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民约论”思想，对传统政治体制与历史观念的否定，这在当时不啻为震天的惊雷，其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三)、“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甲午战后，为了挽救国家危亡，改变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局面，社会各阶层都相继提出了自己的救国方案。“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思想”，就是严复提出的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理论。
戊戌时期，随着西方社会学的输入，维新派从救亡与启蒙的需要出发，很重视群学。与梁启超“说群”时强调“合群”相对应，严复着重阐述了个体与群体的分合关系。因为社会或国家对个体或主体而言，就是群体或客体。将群体最终归结为每一个个体，也就等于把客体转化为主体。严复由此认为，正是主体国民的优劣决定了客体国家的盛衰，“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智国”。而中国之所以贫弱混乱，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素质低劣。
严复参照斯宾塞的《教育：智育、德育、体育》（严复译为《明民要术》）中的三育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国自强三要政。
严复指出：“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奋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这种“三民”思想即是严复政治主张的总纲和核心。
第一、“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鸦片、缠足，使人民体质增强，有强健的体魄，以此为提高民智和民德的基础。
严复认为“鼓民力”为“三民”中之最急。“历考中西史传所垂,以至今世五洲五六十国之间,贫富强弱之异,莫不于此焉肇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科学发达,又具有尚武和冒险精神,特别注意“操练形骸”和“饮食养生之事”,所以“气体强健”,有最胜之精神”,“有最胜之智略”,种进而国乃强盛。
中国由于科学不发达和封建礼俗的约束,“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而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使种弱国贫。为此,中国必须改变重文轻武“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传统观念,革除旧有之恶习,才能使种乃进,使国乃昌。同时严复还强调女性身体健康对国家的重要作用,“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
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知识结构的影响,使中国之学包括宋学义理、汉学考据、辞章等都成为脱离现实的“无用”、“无实”之学。而“必学古训”的治学方法又导致“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 “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 而西方则重视亲身体验、冷静观照和积极主动的求知精神与怀疑求异的理性批判意识,“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
第三、“新民德”，主要是创立议院，各级官吏由公民选举，以改变封建专制传统，使人民养成爱国公德。
严复认为“新民德”之事,“尤为三者之最难。” 他指出“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乌有所谓长存者乎。” 从而形成了中国人“有家无国”的传统道德观念。正如梁启超所说:“在中国,只有个人对个人的责任,没有个人对社会的责任。”
而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或家庭的利益时,肯定是在损害国家的情况下进行的。如“甲午之办海防也,水底碰雷与开花弹子,有以铁滓沙泥代火药者。洋报议论,谓吾民以数金锱珠之利,虽使其国破军杀将失地丧师不顾,则中国今日之败衄,他日之危亡,不可谓为不幸矣。”
西方却不同,西方的“公心”与中国的社会道德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无他,私之以为己有而已矣”。“是故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 。
严复“三民”学说的提出,在处于危亡时刻亟须改革与发展的中国近代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严复的“三民”学说,注重改造国民性,将变法维新推向更深的层次。
近代中国社会,由于列强的入侵逐渐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被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了近代化过程。但由于一方面中国要走出中世纪,顺应世界潮流,迈向近代化,必须依赖于西方近代文明。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实体,不能无视西方近代文明对自己的挑战、冲击,它必须在应战和反抗中保存和确证自己。这就构成了包括作为客体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的近代化和作为主体的人的近代化的双重近代化过程。
但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甚至到辛亥革命,都只是中国变革政治体制实现客体近代化的过程,主体人的近代化被忽视了。而严复“三民”学说的提出全面深刻批判和反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率先提出了改良深层土壤、改造国民的智力结构、伦理结构及病态的精神状态等问题,从而将中国社会政治变革运动推向更深的层次,使二者互为补充,为中国的近代化服务。
其次,严复“三民学说”的提出,启动了中国近代再造国民性思潮的产生。严复在中国道德史上第一个提出“新民德”的课题,受其影响,梁启超、陈独秀、孙中山等亦很关注“民德”的建设。
梁启超指出:“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孟子曰:‘子力之行,亦以新子之国。’自新之谓也,新民之谓也。”“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陈独秀倡导了五四时期新道德运动,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来彻底批判中国封建主义旧文化,以期唤起多数国民的“伦理觉悟”。孙中山提出“心理建设”,直至鲁迅对国民性的探讨,形成了一股贯穿了近代社会的声势浩大的再造国民性思潮。
最后,严复“三民”思想的提出,对中国近代人文精神的重建具有划时代意义。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古典人文精神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人文精神,它将伦理道德向宇宙、社会、人生领域泛化,确立了伦理本体论。但民族危机给古典人文精神带来了根本性价值危机。严复的“三民”学说,超越了传统人性论中的道德主义精神,第一次提出人的德智力全面发展的近代人文精神。
这样,传统意义上的那个无限膨胀泛化,覆盖一切,甚至主宰一切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德”开始从本体地位跌落下来,受到必要的限制,并获得明确的定位,即“德”不过是和“智”、“力”并列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三要素之一。“德”的泛道德主义神话的打破,为人性的开放、自由,为个体的知识、能力和意志力量的提升提供了前提和可能,为中国近代人文精神的重建奠定了基础。。
魏源的还没学呢，等学到了给你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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