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
相较于两次鸦片战争，这次失败给予中国的冲击要大得多，这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输的对象不同，之前输的是西方列强，这咱们不熟，打完后知道了人家英法很强，但这次输给的则是数千年来被中央帝国视为弹丸之国的邻邦日本，这让人很难接受！
其二，代价极为惨重，两次鸦片战争的规模相当小，清王朝的内政外交权力丧失其实还是有限的，后期的同光中兴又使得表面上国势重振，但甲午战争，清王朝不仅丧失了最重要的藩属朝鲜，就连自己核心汉地台湾省都丢了，自宋代之后，中原王朝还未签订《马关条约》如此屈辱的条约，而赔款2.3亿两白银，几乎是鸦片战争赔款的十倍！
日本人绘制《马关条约》签字时的情景
显然，刚刚打完仗的中国人对日本人不可能有任何好感，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中日关系便迅速好转，还进入“蜜月期”，大批中国留学生赴日留学，日俄战争中，中国民间普遍支持日本，黄遵宪出使日本，光绪皇帝亲自修改国书，御笔亲加“同洲同种同文最亲爱”九字，以图中日交好！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诡异的情况？
我们知道，两国间外交关系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但根本还是取决于国家利益，咱们现在就来分析分析当时中日两国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首先就中国来说，甲午战争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当然是重新认识日本，清王朝普遍认识到：日本绝不是一个蕞尔小国，也不仅是一个喜欢惹麻烦的邻居，这是一个具有相当实力，打交道必须极为慎重的强大邻邦，甲午战争“不察邻国,误轻小邦”（康有为语）的错误决不能再犯！
同时，由于甲午战争彻底揭掉了清王朝的遮羞布，列强丧失了对清王朝的最后一丝忌惮，分分对华加大侵略力度，“瓜分狂潮”开始，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空前加强，有识之士纷纷意识到：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必须救亡图存，如何“救亡图存”呢？必须要向强国学习！
此时的中国，“天朝上国” 的盲目自打情绪算是彻底消退了，开始以谦卑的态度看这个世界，梁启超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战争一役始也。
那学习对象是谁呢？很显然，最合适的就是日本！日本是中国的邻邦，和中国地缘联系最紧密，同属汉文化圈，历史文化和国情相近，而且日本也是通过一系列强国改革实现涅槃的，对于中国来说，这个刚刚狠揍了自己一顿的邻居是最好的老师。
于是，这个时候，对于中国内部的先进分子来说，“对日学习”成为主流思潮，中国往日本派遣大量留学生，比如我们熟悉的就有鲁迅先生。
鲁迅和藤野先生
光绪皇帝直接发了圣旨：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尤其是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后，赴日留学成为中国有志青年的潮流。
此时中国大有“以日为师”之势，青年学生纷纷赶日求学，地方大员纷纷聘请日本顾问，学者纷纷研究日本历史政治…
当然，“以日为师”并不代表“对日亲近”，从情感上来说，清廷对刚刚把自己狠揍一顿的日本不可能有太大好感，但是，政治家不能感情用事，而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此时亲近日本，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吗？
说到这个问题，就要谈谈当时的东亚局势了，甲午之后清王朝的地缘形势非常的严峻，列强虎狼环伺，清政府此时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靠自己的国力根本无力拒敌，所以只能用传统的“以夷制夷”之法，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从中周旋，以获取最大利益。
其实一开始，清王朝是视日本为最大威胁的（这也难怪，刚打完甲午战争），所以清朝选择的结盟对象是主导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俄国，“联俄拒日”成为国策，甲午战争中方主要操盘者李鸿章尤其主张如此，清光绪20年，清政府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李鸿章赴圣彼得堡，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并且签署了《中俄密约》，目的是共同防御日本。
后来，此事被证明是空前失策，此条约给俄国势力侵略中国大开方便之门，1900年义和团事件爆发后，俄国不仅出兵加入八国联军侵略京津，还单独出兵近20万侵略东北，清王朝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清王朝终于意识到了：俄国是比日本更凶恶的敌人。而在俄国侵略东北期间，日本则“仗义执言”，谴责俄国侵略行为，那么日本真的是“高风义举”呢？还是另有所图，答案当然是后者！日本人对东北一直有野心，俄国来抢他的生意他当然不高兴。
但在清王朝看来，日本是后援啊，于是另一种思潮死灰复燃——中日组建同种联盟，对抗西方！
“中日同盟”？在今天的国人看来这可能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啊，在19世纪后半叶的东亚，这个思潮其实是相当有市场的。
19世纪的大趋势是西方列强大举东侵，东亚各国一开始都饱受侵略，而这个时候，东亚地区还没有完全形成民族国家，（汉）文化认同仍是主流，于是乎中日两国均有一种“联合御敌，同仇敌忾”的思潮。
早在1880年，日本就曾出现了较早的兴亚团体“兴亚会”，其宗旨在于联合日、中、朝各国人士，挽救东亚颓势，继而振兴雄起。
二战时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也是这种思潮的延伸
但是啊，这种思潮有这么一个问题，既然是联盟，那谁是老大？
在日本人看来，老大当然是他们的，因为日本已经实现近代化，而中国和朝鲜则都是落后国家，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在其著作《脱亚论》中的观点是：日本应该不惜强占落后的中国、朝鲜，帮助其建设（当然现实我们是知道的，强占是有的，建设是有的，但建设的服务对象可不是朝鲜和中国人民，而是日本侵略者，这种统治方式实际是殖民统治）。
日本人当时的思潮是：野蛮的东方文明必定失败，日本应对邻国的革新派给予实际支持，帮助西洋文明在东洋的“蔓延”。日本自认已文明化，所以应在东亚作为领袖领导东亚的文明化，日本后来积极介入朝鲜的改革，介入中国辛亥革命，也有这种思潮影响。
这便是日本的“东洋盟主论”。
今天的我们不难看出，这实际就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前身，是日本为自己称霸亚洲，奴役各族人民所制定的一种意识形态，这当然没错，但是，分析历史问题也要站在当时的角度，19世纪末东亚地区的意识形态其实是比较混乱的：首先，西方“民族主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传来，民族国家渐渐形成；而另一方面，古典时期的君主国遗风，泛汉文明认同也存在。
日本二战时的亚细亚主义作家大川周明，极端民族主义者，鼓吹“大日本帝国是上天所派下来的新世界的领导者”，故对全东亚的人民都有义务，二次大战日本投降后，被东京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疑犯，后因罹患精神病，予以不起诉处分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日本人当时实际上是想取代中国，成为东亚地区新的中心，以构建一个以日本为首的，类似旧“宗藩体制”的东亚新秩序。甲午战争，某种程度来看就是中日两国争夺东亚主导权的战争。
但现实操作中我们知道，由于东亚的中心自古就是中国，东亚最富庶的地区也是中国，以日本列岛为核心的东亚秩序不可能建立起来，所以“亚细亚主义”这种思潮最终演化成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日本开始对东亚进行了野蛮侵略，暴行累累。
注：对于当时的思潮，笔者举个例子大家可能更好理解，图为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1909年10月26日，韩国义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日本韩国统监伊藤博文），这种思潮在东亚影响很大，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后所给的理由便是：此人在西人东侵之时不思团结，反而欺瞒天皇（安重根对于日本天皇同样有一种尊重，在写文时遇到“日皇”两字时还在“皇”前空一格），野蛮侵略邻邦，令东亚兄弟之国自相残杀。随后他被捕，看押他的日本宪兵、看守等人竟对他非常尊敬，给予其良好待遇，丝毫没有因他刺杀了自己的国家领袖而仇视他，大批日本人甚至请求安重根赐予其墨宝。
可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日本人还没有那么疯狂，日本人同样深知，作为后起之秀，自身实力远不能和西方列强抗衡，为了最大限度维持在华势力，以获得最大侵略利益，必须和中国交好，所以日本当时同样大肆宣扬“中日亲善”，“同文同种”，“亚洲一体”等思潮，意图联合中国，抗衡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