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如何举重若轻、举轻若重？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文/图：严前海

《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三部文学杰作的当代电影经验显得极具代表性，因为它们本身的内容并不让人轻快，但在电影中却获得前所未有的轻盈感，特别是表现形式上的轻盈感。

雨果最愤怒与忧愁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人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我们在多部故事片、电视剧中间接见证了它们。不过，2012年12月在全球上映的电影《悲惨世界》让我们体验了另一种景观，这就是它的音乐感，它的令人难忘的绝妙旋律。它是从盛演不衰的舞台音乐剧移植而来，与其说人们到电影院是为了回忆人类曾经有过的苦难历程，不如说是想去听冉阿让、芳婷、沙威、爱波妮、马吕斯等人美妙的歌声（电影明星使其更具吸引力，虽然唱功远远不敌舞台上的歌唱演员）。

所谓的历史“真实场景”特别是苦难场景的还原力量在这个历史阶段耗尽气血时，它的形式非常耐人寻味：它更轻，更加形式，更加令人“朗朗上口”。我们已经在舞台上享受过《悲惨世界》苦难的音乐化，还将在银幕上享受电光魅影和声响音律奇妙组合带给我们的艺术震撼，它的美令人忘我，抵达灵魂深处。大气磅礴、细致入微、具爆发力、深沉，让我们借音乐的形式沉浸在法国大革命的风暴中，体会那时的爱与恨、苦难与牺牲、光荣和昂扬。

我们走出影院，法国人民的苦难和法国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已经逝去，可是，“On my own”等十多首或优美或振奋的旋律却经久不散。

导演巴兹鲁赫曼拍过《红磨坊》《罗密欧与朱丽叶》，它们都是从剧作移接而来，2013年上映的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则是一次小说电影经验，但延续了之前的风格，画面浮艳、视觉震撼、人物造型舞台化、音乐旋律奢靡优雅。这些声像元素的合谋带给我们更为梦幻的印象，梦幻得越深，轻盈之感则越强。

《了不起的盖茨比》称不上悲剧，也非破灭的美国梦，但毕竟令人伤感。1974年雷福德主演的同名电影风格平稳，人物端庄，巴兹的电影却轻盈华丽，可以当作歌舞片的衍生类型看待，人物表演相当舞台化，其中以布坎南和盖茨比两个情敌为最。布坎南动作夸张、粗野、狂放，像是一头野牛在银幕上横冲直撞；盖茨比的表演充分展示戏剧性，无论是在尼克小屋中第一次约见黛西时的紧张还是亮相时的造型，甚至被枪击中时的表情变化，都远离人物动作的现实性，而强调表现性。贝克小姐的动作也极具模特风范，以一种伪高雅的姿态贯穿始终。更不要说盖茨比家的豪华宴会，已经将影像的艳丽与音乐的狂放发挥到极致。看完这一段，影片纸醉金迷、奢侈梦幻的氛围正是导演所要的风格，一种非歌舞剧但类似歌舞剧的表演风格、影调风格。这是风格之轻。

无论巴兹是否颠覆了原作的结局内蕴，还是以一种只有现代影像才能制作出的快节奏奢华风格远离原作的诗意表现，这些都将无可厚非。只要小说具有足够的生命力，无数影像作品每一次再呈现都是小说《盖》的复活、回归，一种面貌、一次解读。小说只能一次，电影可以无数次，这才是影像世界的无穷魅力。

想想《安娜卡列尼娜》的13次拍摄，可以想象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安娜的通奸和她的悲剧性结局早已在历史的时空中丧失震撼效果，形式上的创新变得重要，所以才有舞台感与舞蹈感并重的叙事性电影出现。利奥塔德认为，人类话语交往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共识（哈贝马斯观点），而在于追求谬误推理，它是一种异质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语境变了，结构变了，关系就会变。没有必要坚持中心论或专家式的一致性，所有的尝试和实践都可以更深广的气度去宽容不一致的标准。

再看举轻若重。我们以《蝴蝶的舌头》为案例。小书出版于1996年，原名《亲爱的，你要我怎么做？》，是瓦努埃尔里瓦斯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集。这本书获西班牙国家小说奖和多伦特巴耶斯特奖。瓦努埃尔坚持用加里西亚语写作，全书由16个短篇组成，《蝴蝶的舌头》是其中一个短篇，4500多字。电影综合了小说集中另外两个短篇《雾中的萨克斯》《卡尔米妮娅》，前者16页，后者5页。三篇相加总共10000字左右。书中有大量对话，介绍性的描述相对较少。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价，根据《蝴蝶的舌头》改编的电影是一次文学与电影的完美联姻，一部伟大的电影。电影获西班牙戈雅大奖12项提名和最佳剧本奖，欧洲电影大奖最佳编剧奖提名和美国克利弗兰电影节最佳电影奖。

在加里西亚一个小镇，8岁的小蒙乔要上学了。他有哮喘病，由是变得敏感、胆小和难以与人为伍，其他孩子也乐于欺侮这个弱小伙伴。

第一次上课，小蒙乔因为害怕尿了裤子，引得哄堂大笑。年迈的堂格里高利老师对他十分钟爱。老人博学，引导他，关心他，让他终于融入同学之中。老师还常带他到大自然中去，教他捕捉各种各样的蝴蝶。其中穿插了辅助性的情节和场景。这一部分大概花了70分钟。

接下去，老师退休，在退休仪式上赞美共和制，期望人们珍惜社会环境，但是他的话引来不满。接着，西班牙的佛朗哥法西斯上台，白色恐怖笼罩小镇，捍卫共和制的人被处以死刑，从牢房里一同被押出来的竟然是堂格里高利老师。这些共和制拥护者被押上刑车，小蒙乔的父亲非常尊敬老师，此时大骂：“凶手！吃孩子的混蛋！”“王八蛋！婊子养的！”父亲的眼神在催促小蒙乔，“你也喊！”于是，小蒙乔从街旁拾起石块，投向老师，一边追着刑车，口中一边骂着“叛徒！罪人！”堂格里高利站在缓缓驶去游街似的车上，默默地望着自己钟爱的小家伙朝他扔石头。

用“纯洁”的小孩来深思与直面人性深处的黑暗，影片的震撼力即在此。我们难以忘记影片最后的场景，堂格里高利迷惑悲伤的默然，也难以忘记小蒙乔扔出石头，口中高声咒骂时脸上几近恶毒的表情。

电影传达了小说所要传达的一切。小说风格平淡，哪怕是最后的高潮部分，从文字中看不出多少张力，一切就像是加里西亚本来就在发生的事情。到了电影里，这个场景显得非常震撼，而且电影的信息量远远大于小说。小说中略去大量场地、人物历史、人物造型、风土人情、旷野等信息，但是电影创造了这些，以温馨风格与悲伤结局将故事的悲喜色彩融合得天衣无缝。

小说在最后一段的处理与电影不同。小说写道：装犯人的卡车开了，我和孩子们扔着石头，追着车跑。我绝望地寻找老师的脸，好骂他“叛徒”“罪人”。卡车绝尘而去，我站在杨树林大道的中央，握紧拳头，只能咬牙切齿地低声说：“蛤蟆！园丁鸟！彩虹！”可以看出，小说没有将小蒙乔推向无知的恶的一端，而是让他不知所措，口中骂出的并不是父亲和母亲要他骂出的话，而是回想起和堂格里高利在大自然中看到动物与天象。电影却不一样，对西班牙历史的思考与反省推到人性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