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汪育红的身后是364名留守儿童。那时的留守儿童学校还是课外托管的模式，规模不足现在的五分之一。每天放学之后，孩子们从县城的各个方向陆续聚拢到汪育红的屋檐下。
每天，看着孩子们读书写作业，为他们做几道拿手菜，听听“小大人”们的成长烦恼……简单的幸福，周而复始。直到一次，在辅导一个三年级的孩子写作业时，她终于意识到，这样的陪伴对孩子来说远远不够。
“他写作文，迟迟不落笔，我问他为什么不写，他说题目是《快乐的课外生活》，他不知道怎么写。每天一放学就要应付写不完的作业，哪有什么快乐的课外生活呀？”这个问题，她一时无法回答。
汪育红决定，要建一所规模更大的全日制寄宿学校。
建新学校，办学资质、用地资格、资金压力……有多大的雄心壮志，就有多少阻力难题。一个人在县城里奔走许久，失败了无数次后，她终于看到了希望。一位工厂主听说了她的故事，主动为她贷款担保；教育局通过了她的办学申请；几经波折，15亩教学用地终于拿下……好消息接踵而至。
2013年，在众人的托举下，一座崭新的学校在歙县古城不远处拔地而起。剪彩那天，汪育红甚至有些恍惚，不太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教学楼里，孩子们可以跟非遗传承人学习竹编，或者在美术室里画一张家乡的风景画，或者在排练厅里拉上小伙伴跳一支舞。操场上，少年们跑得飞快，脚下生风，眼里有光。
许多年前，在安徽歙县溪头镇的一个山村学校，有位老师课后留下了一道思考题——你的梦想是什么？一个二年级的小女孩儿认真地一笔一画地写上，“当一名老师”。
18岁时，汪育红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1999年，从师专毕业的她，进入了歙县黄村乡石门小学任教。
瘦削的她和孩子们混在一起，不像老师，更像姐姐。条件艰苦的山村学校里，这位姐姐总是拉起弟弟妹妹们的手，带着他们咿咿呀呀地朗读课文。下课之后，她又和孩子们一起，幻化成山间田野里的一股风，和笑声一起吹进村子里的每个角落。
四年后，禁不住家人的苦苦相劝，汪育红考入了县城的一家银行。“银行工作轻松、待遇很好，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汪育红说。生活波澜不惊，她也嫁给爱情，开始关心起柴米油盐。一切归于平静。未来，仿佛已经全部装进眼底。直到一天，她在电视里看到一则新闻，一个留守儿童因管护不周，严重烧伤。
这让她想起了自己的那些学生，她再也不敢往下想。汪育红动了辞职的念头。她想办一所托管学校，给留守儿童们一个“家”。辞职后的一个多星期，汪育红每天瞒着父母，上午假装去上班，实际是在外寻找办学场地，下午再“按点回家”。直到有一天，父母早上买完菜去银行找她，才得知女儿已经离职。
顾不上和家人解释，2005年8月，她带上自己的一点积蓄，孤注一掷，开始创业。“说实话，一开始我们都不看好这个事。也心疼她，一个人这么拼，太辛苦了。”汪育红的爱人江跃忠说，那时家里人甚至希望她能“知难而退”，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上。
“教室是租的，桌椅是赊的，教课是我，烧饭是我，洗衣服还是我。”学校初创期，没有帮手，又囊中羞涩，瘦小的汪育红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承担所有。半年后，一个春寒料峭的早上，在租赁来的旧旅社里，20多名留守儿童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那所山村小学。披肩发、穿职业装，她和孩子们在一起时，像老师，也像妈妈。
十五年，她目送着一批批学生带着希望和从容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