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中国汽油和柴油零售价高于美国
，并且不再是众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最低的。其结果是，中国石油巨头的炼油业务不再亏损。
价格改革提供了中国政府可以用来促进经济增长恢复平衡的政策手段。实行经济改革的前20年，政府基本上取消了国家物价总局对商品价格广泛的直接控制。
到20世纪90年代末，政府直接控制的物价领域仅有部分零售业、农业和制造商产品销售，分别为其销售额的4%、9%和10%。
但是，政府保留了几项关键要素价格的定价权，例如资本、能源（燃料和电力）、水资源和土地。政府为这些要素设定的价格通常与它们的相对稀缺性不一致，
环保收费定价和环境的关系也是如此。
合理的定价至少意味着收回完全成本，如果进一步，还意味着将边际机会成本计算在内，也就是说，既包括生产和消费造成的环境破坏成本，也包括消耗资源带来的机会成本。
政府继续使用定价权所涉及的生产要素大部分价格严重偏低。定价偏低的投入要素多用于制造业，而非服务业。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资本，因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更甚于服务业。
但燃料和电力也是这样的例子，因为在中国，工业消耗的能源几乎占了全部能源消耗的2/3，与之相比，美国的这个比例约为1/4。这些要素过低的定价增强了制造业的盈利能力，有助于2003年后流向制造业的资金占总投资的比重增加。
因此这种现象提高了绝大部分来自制造业的中国出口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超级竞争力，而且造成国内生产模式扭曲，在这样的模式下，过去10年大部分时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止步不前。
更加合理的定价，包括现有环保收费标准的改进，将增加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它们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进而减少中国的国际收支盈余。
它也意味着可贸易品（绝大多数是制造品）制造业的经济收益与服务业的收益相比将会下降。
那样的结果会减少制造业投资，特别是能源密集度最大的产业将首当其冲；同时增加服务业投资，从而在一段时期后引发人们所期望的生产结构调整。
能源是政府在改革时期保留定价权的最重要领域之一。改革的第一个10年，即20世纪80年代，政府设定的原油价格与世界价格仅有微小差距，该项政策承接自改革前的决策者，在这一时期得到延续。
可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逐步转向提高国内原油价格，使之与世界价格齐平。到1998年两种价格完成并轨时，政府开始执行一项计划：每月调整国内原油价格，以便与国际价格一致。原油零售价格越来越体现完全成本定价原则。
2000年年中，政府推行一项正式计划，也是按月调整这些价格，这样成品油价格完全反映原油成本和炼油成本等。因此，虽然原油和成品油价格仍然由政府控制，但这些价格基本上仅略微偏离国际市场价格。
但是，当2004年全球市场原油成本开始快速增长时，中国政府开始调整定价政策。政府仍然上调国内原油价格，使之与国际价格保持一致，不过政府只允许在主要成品油产品（特别是柴油和汽油）的零售价格上体现原油价格的部分涨幅。2005年，政府向国内的炼油商提供补贴，以补偿部分炼油亏损。
2008年上半年，这个问题再次出现，规模比以往大得多，当时全球石油价格大幅上涨，中国的汽油和柴油零售价格都低于美国的零售价，并且在所有进口石油的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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