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起源与发展
妖怪文化起源于原始宗教信仰，受早期的万物有灵论诱发而起，万物有灵论原意是指一切存在物和自然现象中存在一种神秘属性，朱狄在《原始文化研究》中指出，在持有这种原始宗教信仰的观点的人看来，无法感知的对象比能直接感知的对象更重要。这也说明了早期人类在面对无法用常理解释的自然现象、甚至是与之所接触平常物不同的周围事物时会以万物有灵的观点去了解世界，万物有灵成为妖怪文化的一种引发性元素，而该种观点逐渐为大众接受，延伸出民间信仰体系。
但是妖怪文化真正实现发展是出于宗教因素，以自战国至汉初成书的“古今语怪之祖”《山海经》为例，其囊括了大量中华民族的原始神话以及特殊的精怪造型，书中记录大量神异之物，比如在第一卷《南山经》中描述九尾狐“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
▲《九尾狐》图本
山海经一书很大程度上是与道教造仙运动有关的。战国战争不断，“长生不死”观念的不断深化加之造仙运动的展开“使得儒士、方士甚而是道徒在博物志怪系列文本中通过书写神祗和神仙、陈述神异物产、描绘仙境美景等三种较为典型的表达方式……”（阳青李贺《从山海经到神异经海内十州记》——博物志怪走向道教仙话的叙事丕变。
到了秦汉时期由于之前在战国时期出现大量的方士，加之道教的根基与阴阳五行的盛行，建构出秦汉的神仙观念，为这一时期的妖怪文化的思想土壤。据记载，汉代石刻画像及砖画中，九尾狐与白兔、蟾蜍、青鸟并列在西王母座旁（张进步《妖非妖》）。
魏晋南北朝时期，妖怪文化在道、佛两教的驱使下走向成熟。魏晋南北朝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佛道二教得到空前发展。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一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可见魏晋南北朝到晋这一时期妖怪文化已逐渐步向成熟，这段时期以《搜神记》《列异传》《博物志》等为代表。
而在思想开明的唐宋时期，记载妖怪文化的载体——志怪小说开始出现，广大文人有意识地进行妖怪文化的书写，妖怪文化有了质的变化，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志怪小说，《广异志》《宣室志》等志怪小说连篇累牍叙狐，《太平广记》专录狐事者更达九卷之多。除此之外，唐人小说《任氏》《计真》等对该方面也有着墨。（张进步《妖非妖》）。
到了明清，神魔小说鼎盛，影响范围之广，涉及妖怪数量之多，复杂性以及背后的内涵都是之前零碎化的妖怪文化所不能比拟的，同时其继承前代的基础，特别是沿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中的形象核心，具有明清时期特有的社会底蕴及宗教底蕴。
虽说清代之后的“怪异现象”会被称为“鬼”，但从记载流传方面看，明清时期的妖怪文化依托长篇神魔小说的记载，在妖怪形象的现实性、生动化方面而言具有极大的进步性，从明清出现的《西游记》《封神演义》《东度记》《绣云阁》《天女散花》等长篇小说中可见一般。并且明清时期的妖怪文化中有与前代截然不同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其对人间真善美的褒奖与对世间丑恶的讽刺，《鲁迅全集》中提到“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析之”。明清神魔小说中对于各式妖怪均有描绘，其中不乏对于善良的妖怪的认同以及对一心向善的妖怪的鼓励，就如《西游记》中猪八戒与孙悟空此类原本为妖怪的角色，在其走上取经道路收获正果时，其也从妖怪转变为神佛，还有便是狐妖金奶奶本领强大却从不害人。
除此之外，明清小说另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其本身具有的反叛性。《西游记》中孙悟空孙行者行事与常规不同，极具个性，突出明清时期社会内部对于封建统治的反抗色彩，正如秦娟在《明清神魔小说中的妖怪形象研究》一文中所叙述的“明清时期，官方所倡导的主流思想文化走向僵化。
在这种情况下，一向被人们视为异己力量的妖怪身上的异质文化因素就被利用起来，历史地担当反主流文化这一任务。这主要表现在对主流文化维护的封建正统秩序的蔑视和反抗上。”据有关资料收集，明清神魔小说作品约有70多部，其中40多部便有妖怪形象的出现，妖怪形象突出、数量较多的就有20多部。（秦娟《明清神魔小说中的妖怪形象研究》）
▲干宝《搜神记》
02 打压与碎片化
从上述起源发展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原始信仰观念以及佛道二教的驱使下妖怪文化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但是现如今中国的妖怪文化相关研究却呈现碎片化，比之日本专门的“妖怪学”而言，我国明显在这方面较为薄弱。
日本妖怪文化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从日本平安时代起，中日两国交往频繁。在中国的隋唐时期，随着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来中国学习文化时，中国的妖怪文化也随之一道传往日本，特别是《山海经》中的天狗形象在日本深入人心。
并且随着19世纪末日本著名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为了促进日本明治时期改革而开创的“妖怪学”这门学问的发展，日本的妖怪文化乃至于妖怪学逐渐发展形成一个固定的学科体系。而中国本为妖怪文化的发源国为何至今在此方面发展较为薄弱，这与妖怪文化本身以及发展过程遭受打压具有重要关系。
▲日本天狗造型
理解妖怪文化本身原因，我们必须先明确何为妖怪。“妖怪”一词在原始神话中有着不同的职能。据《左传》记述：“天反时为炎，地反物为妖。”
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事物就是“妖”。而由徐华龙主编的民间信仰口袋书系列之一的《妖》一书中，作者将妖定性为人类所想象出来的，与人对立的虚幻之物。而“怪”原意指与众不同、奇异的，但后来逐渐发展为畸形、邪恶的代名词。
而在中国“妖怪”该词常常与“精怪”一词相混淆，精怪与妖怪的实质上并不一样，精怪比之妖怪更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相趋近，精怪更有来历且有原型，其强调吸收日月精华、修炼多年，具有妖怪所没有的灵性，往往以有生命的物种来体现，比如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而妖怪却是凭空幻想之物，缺乏原型支持又缺少灵气，故古代文人落笔写文大多会选择与现实相关的精怪著书，这也造成了真正妖怪为主的故事以口头形式表现为主而非书籍等记录形式。
造成这背后的原因是文人思想习惯与这一习惯背后的思想根源——儒家思想。儒家提倡“无一字无来历”（徐华龙《妖》），在饱读儒家经典的文人笔下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凭空幻想，倒不如有民间记录的精怪受欢迎。并且由于中国民间口头形式与记录方面并未明确区分妖怪与精怪的区别，因而在后世传说乃至记录中往往会被人认为二者是相同的。
在妖怪文化发展过程中，怪物形象被民间宗教利用，受到统治力量的压制。这一点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有关，在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中提到“任何不符合儒家经典的宗教，或者祭祀不在官府祀典中的神鬼，都有可能被冠以异端之名”，由此异端而遭受到统治力量的打击，故而中国的妖怪文化或者是精怪文化并未登上过主流文化层面，反而是当妖怪文化冲击到主流思想时会遭受打压。
因此在民间流传的妖怪文化的著作主要以口头传播或故事记载等碎片化形式存在。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可以说，妖怪文化本身特质是其发展受阻的内部原因，那么宗教思想与传统国家统治则为其外部受阻原因。中国的妖怪文化以原始宗教与民间信仰为发展沃土，经历多个朝代的发展变化，在如今呈现其独特的历史特点与历史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