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雄主”汉武帝，在正史的记录中，他与“秦始皇”、“唐太宗”、“宋太祖”和“明太祖”等皇帝并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汉武帝以其雄才伟略成为中国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和史学研究的热点。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位帝王，对中国古代的整个历史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改革——削弱了“王国诸侯”的威胁，消除了一直威胁国家统一的心腹大患。汉武帝即位后，国家经济力量强盛，社会经济经过汉初几代君主的经营，到汉武帝时进入繁荣时期，而政治上的隐患依然存在。虽然经过文、景两帝的分化消弱，但从汉初以来的王国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汉高祖废除异姓王，分封同姓为王，并与诸大臣刑白马盟哲“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致使王国势力日益强大。文帝时经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软弱措施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景帝时，王国问题极为严重，御史大夫晁错针对当时的政治危机，提出了严厉的“消藩”主张，认为诸王“消之亦反，不消亦反。消之，其反亟，祸小。不消，反迟，祸大”，最后引入发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的爆发和最终的平叛，是西汉王国割据势力恶性发展的结果。
虽然中央免除了地方王国的行政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消减了王国官吏，但王国在地方的势力依旧很大，他们的存在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鉴于前朝的教训，为进一步削减地方王国的势力，强化皇权、巩固国家统一，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强干弱枝的积极措施：
针对地方王国诸侯，汉武帝继续推行汉景帝时实行的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的政策。并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小逆京师……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行“推恩令”，诏“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通过“推恩令”，王国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
其后，汉武帝以诸侯王和列侯的“酎金”成色不足而削夺了一大批爵位，又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颁布“左官律”、“附益法”，更进一步限制了诸侯王在地方上的政治活动。汉武帝通过对诸侯王的一系列削权措施，进一步打击了王国的势力，有利于西汉的政局稳定，为西汉的鼎盛繁荣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与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相同步，汉武帝在经济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强硬手段，实行盐铁专卖、算缗告缗、统一币制等经济政策。
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是国家在产盐、铁地区设置盐官、铁官，雇佣劳动力煮盐、冶铁，盐官、铁官统属中央的大农，直属中央调配，由国家统一经营盐、铁，盐铁经营权收归朝廷。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专卖的经济政策在当时有多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盐铁官营专卖作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它能够大幅度地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保证了汉武帝时期庞大的军费之需，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同时，盐铁官营专卖又防止了豪强富商垄断盐铁生产，操纵市场，抑制了豪强兼并势力的扩张，是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保证。另外，盐铁官营专卖可以防止贵族诸侯借此扩大经济力量和中央对抗。吴王濞即“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作之心作”。因此，盐铁官营专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积极的政治意义。
汉武帝在经济领域变革中，还有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就是对货币的改革，实现了币制的统一。汉初，各地诸侯有货币的发行权，币制没有统一的标准，管理混乱，盗铸之风盛行，奸商更是从中渔利。面对这种情况，汉武帝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币制的统一对国家的货币流通，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对匈奴的征伐。汉武帝对匈奴的征伐是基于对汉初和亲政策软弱妥协政策的反叛，匈奴在汉和亲政策下依旧对汉边疆地区进行骚扰，边疆地区人民深受其害。至武帝时期，为显示汉王朝的强大和威严，为了边疆地区人民的安居乐业，汉武帝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其间大大小小战役十余次。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至此，不但陇西、北地、河西一带荡清了匈奴之寇，而且这几次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打开了西汉通往西域的道路。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也使汉初以来北方农业地区所受到的威胁基本解除，内地和边郡的交往大大加强，边郡地区的经济、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
汉武帝对匈奴的大规模的战争，尽管耗费了几代人的长期的经营积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给当时的广大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但从历史的进步意义来说，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的历史意义是应该肯定的。首先，这场战争树立了汉政权在边缘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中的权威，加强了中华民族融合的凝聚力，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融合。其次，这场战争解决了汉政权的后顾之忧，稳定了北方的边防，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再者，匈奴危胁的解除，使得汉政权有更多的力量去对我国东南、西南、西域地区的经营和开发，加速了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祖国的统一。
汉武帝的政治风范，还表现在对人才的态度和对人才的渴求。汉武帝对人才特别的重视，他说：
“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联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休，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联亲览焉。”又说：“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
表明了他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心迹，也表明了汉武帝对人才的渴求。这种对人才的渴求实施到他的行政操作中，就表现在汉武帝对人才的不拘一格地选用。
汉武帝即位后，加强和完善“察举”制度，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下诏各地郡县举荐贤良，对于郡国举荐不力的官吏则严加惩处。“不举孝，不举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网罗天下贤能之士。汉武帝对察举制的加强和完善，是对汉代吏制“资选”和“任子”制的重大改革和调整，为社会的下层有抱负的贫寒人士提供了施展他们才华的机会，也为封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察举制度开启了其后历代封建国家科举考试制度的先河。汉武帝的吏制改革对我国封建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汉武帝执政时期，西汉王制达到鼎盛时期，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得到空前的发展。汉武帝一生雄才太略，他的功缋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汉武帝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伟人之处在于他的诸多改革的首创精神和积极的治政态度。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应对他所取得的文治武功给予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