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穆勒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其名著《论自由》中，穆勒不止一次提到中国。不过，几乎每一次提及中国时，穆勒都是持负面的批评态度。
在穆勒看来，中国曾经辉煌过，中华民族曾经拥有过创造性，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强盛的民族，曾经富庶文明并且精于多种生活艺术。穆勒认为，中国人富有才能，在某些方面甚至富有智慧，很早就有了一套非常好的习俗，而且能够运用良好的机制来传授知识，并且确保最有智慧的人获得尊贵显要的职位。但是，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穆勒指出，中国已经变得静止不前，陷入停滞，而且一停滞就是几千年(按照穆勒的意思，中国似乎从秦汉开始就陷入了停滞)。
至于中国停滞不前的原因，穆勒斩钉截铁地指出，是因为中国不再保有个性，陷入了习俗的专制统治之中。穆勒认为，习俗的专制在任何地方都是人类进步的持久障碍，它限制了人类的自由精神，限制了每一个人的个性，使得人的个性无法自由舒展。穆勒极为强调个性的重要性，认为它是人类福祉的要素之一。相反，穆勒对习俗极为警惕。在他看来，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是没有历史的，还处于史前时期。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些地方习俗的专制是完全的、彻底的。整个东方世界(当然包括中国)就是如此。在那里，习俗是所有事物的最高主宰；正义和正当的意思就是遵守习俗；如果以习俗为理由，没有人会想到予以抗拒。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的理想就是使得每一个人都一模一样，使所有人都用相同的格言和规则来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根本就不允许个性的存在。中国人理想的性格类型，就是没有任何显著的性格；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意在摧毁人性中每一个特立突出的部分，一定要把在轮廓上明显具有异征的人都塑造成平庸之辈。在穆勒看来，中国人缺乏个性，每一个人都屈从于习俗的专制，这正是中国陷入停滞的症结之所在。
穆勒对比了欧洲的情况。穆勒认为，欧洲的情况要好一点，习俗在那里只是实施了部分的统治，自由和进步则与之平分秋色；而且，欧洲各国、各民族之间存在差异和多样性，这就使得欧洲没有重蹈中国的覆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穆勒非常肯定地说：“如果今后他们(中国人)想有所进步，必定得靠外人。”这话说于19世纪50年代。可以说，穆勒要算是最早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论者了。对于那些喜欢谈论“内因”、“内变”和“中国内部现代性”的人来说，穆勒这句话一定很不入耳。不过我认为，184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似乎证实了穆勒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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