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影响，这里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等三个方面阐述。一． 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
大化改新
日本学习唐朝首先始于它的政治思想制度， 圣德太子推行政治改革，确立了以儒、佛为核心的治国理念，他取代了以前的事性制度，引进中国的儒、佛，具体中国的制度制定了官位十二节制。
它包括德、任、理、性、制，制定官员的等级，然后并且根据佛教和儒家思想制定了宪法十七条，通过这些改革提高了天皇的权威，推进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但是在圣德太子这些政治家去世之后，大和政权内部出现了混乱，在公元645年，以中大休皇子为首的改革派，发动政变，推行新政，并且向唐朝派遣使者。遣唐史到了唐朝之后，把唐朝这种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制度带到日本，对推动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大休皇子他发动政变，雍立孝德天皇，他自立为太子，并且仿照唐朝将日本的年号改为大话，这就是大化改新。
在646年日本政府发布改新诏书，颁布新政大纲，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新，像班田收受法，功绩公民这些都是当时唐朝的制度，大话改新是日本向唐朝学习建立律令制的开端。通过大化改新，日本增强了国力，也促使日本开始从各个方面开始学习唐朝文化。
在统治思想方面，天皇朝廷大力提倡儒学和佛教。政府建立培养官吏的教育机构，中央称为“大学”，地方称为“国学”。
此外，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年）颁布《大宝律令》，养老二年（718年）修成《养老律令》，几乎全是抄袭唐朝的律令制度，行颁田制，造户籍，修京师官署郡国驿站，都是模仿唐朝的做法。其后日本的几代天皇持续不断的推行律令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官吏制度、身份制度、土地制度和税制、编译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和裁判制度，这样以律令制为基础的封建国家制度基
二、文化艺术方面的影响
通过中日两国频繁的交往，在日本相继出现了受唐文化影响的白凤文化、天平（奈良） 文化和平安前期（弘仁·贞观）文化。
白凤文化是指从645年大化改新到710年迁都奈良前一段时期的文化，由白雉年号（650—654年）而得名。这一文化仍以佛教文化为中心，但前期受大陆六朝文化影响，后期受唐朝文化影响。
天平文化取自圣武天皇在位时的天平年号（724—748），但在广义上是指整个奈良时代（710—794）的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深受盛唐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包含佛教文化在内的贵族文化。这一文化首先体现在为树立天皇家族神圣权威而编撰国史上。
（弘仁•贞观）文化仍深受唐文化的影响，但在这一时期，民间佛教兴起，而且将外来宗教与本地宗教加以混合，形成“神佛习合”。
入唐学问僧人除在弘法传教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外，还极大推动了汉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空海，空海来唐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研究佛学，但他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不仅限于佛教，除了将大批佛典等带往日本外，空海等带回的典籍还包括《刘希夷集》，《王昌龄集》，《朱千乘诗》，《贞元英杰六言诗》，《杂诗集》，《杂文》，《王智章诗》等大批诗文作品和唐代书法作品，由他编纂的《篆隶万象名义》，则是日本第一部汉文词典，对唐朝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另一部重要的著作《文镜秘府论》不仅促进了日本对唐朝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而且是了解汉唐文学史的重要资料。
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三、社会生活的影响
公元709年，日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设规模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宽度与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也有“朱雀街”“东市”“西市”等名称。8世纪后期，日本又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长安建都城。日本建于7世纪后半期至8世纪后半期的难波京，平城京，长冈京，平安京，其平面均作长方形，以南北中轴线纵贯城市正中，于轴线北端置宫城，轴线左右两侧对称的布置里坊，显然，模仿了唐长安的特点，特别是平城京（今奈良)和平安京（今京都），不仅都城的形制和布局仿效长安，连太极殿，朱雀门，朱雀街等名称也是袭用长安城的。京都设大学，各国设国学，学校教授经书。
鉴真和他的弟子作为传播唐文化的“使者”，除将律学带带日本外，他们对于天台宗义也深有研究，带到日本去的经典中，以天台章书最为完备，因此，他们是天台宗传到日本去的先驱者。同时，由于鉴真的博学，使他在双目失明情况下，仍在校订日本佛学经典以及医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由于在出国前着意延揽了各方面人才，鉴真和他的弟子们对日本天平文化在汉文学，雕刻，绘画，建筑等各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鉴真与他的弟子们在759年（日本天宝字三年）营建的唐招提寺及寺中卢舍那佛，作为日本国宝，至今仍屹立在奈良市，提供了唐朝建筑影响日本的一个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