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城市型私家园林，可举
北魏首都洛阳诸园为代表。
北魏自武帝迁都洛阳后，进行全面汉化，并大力吸收
南朝文化，人民由于北方的统一而获得暂时的休养生息。作为首都的洛阳，经济和文化逐渐繁荣，入口日增，乃在汉、晋旧城的基址上加以扩大。内城东西长20里，南北30里，内城之外又加建外廓。共有居住坊里220个，大量的私家园林就散布在这些坊里之内。
北魏城市私家园林不仅是游赏的场所，甚至作为丰富的手段。“入其后园”表明园与宅是分开而又毗邻着的。园林里面已有用石材堆叠的“礁峣”假山，建筑物为飞馆、
重楼等的形象，“飞梁跨阁”可能类似后世的亭桥或廊桥的做法。
在洛阳这样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坊里内建造私园，用地毕竟是有限的，一般当不可能太大。唯其小而又要全面地体现大自然山水景观，就必须求助于“小中见大”的规划设计。也就是说，人工山水园的筑山理水不能再运用汉代私园那样大幅度排比铺陈的单纯写实摹拟的方法，必得从写实过渡到写意与写实相结合。这是造园艺术的创作方法的一个飞跃。
南方的城市型私家园林也像北方一样，多为贵戚、官僚所经营。为了满足侈奢的生活享受，也为了争奇斗富，很讲究山池楼阁的华丽格调，刻意追求一种近乎绮靡的园林景观。
南齐的文惠太子于建康开拓私园“元圃”，园址的地势较高，“因与台城北堑等(高度相等)。其中起土山、池、阁、楼、观、塔宇，穹巧极丽，费以千万计，多聚异石，妙极山水“(
《太平御览》)。为了不被皇帝从宫中望见，乃别出心裁于“旁门列修竹，内施高鄣，造游墙数百间，施诸机巧”，把园子的华丽情形障蔽起来。
梁武帝之弟，湘东王
萧绎在他的封地首邑
江陵的子城中建“湘东苑”。这是南朝的一座著名的私家园林。此园的建筑形象相当多样化，或倚山、或临水、或映衬于花木，或观赏园外借景，均具有一定的主题性，发挥点景和观景的作用。假山的石洞长达200余步，足见当时叠山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看来，建造湘东苑时在山池、花木、建筑综合创造园林景观的总体规划方面，是经过一番精心构思的。
无论北方或南方，庄园经济都占着主导地位，门阀士族拥有大量庄园，许多官僚、名士、文人同时也是大庄园主。因此，城市以外的别墅园一般都与庄园相结合，或者毗邻于庄园而独立建置，或者成为园林化的庄园。它们在利用自然山水方面较之城市型私园有着更多的方便条件，园林的造景也相应地表现出与后者有所不同的某些特色。
东晋以后，江南一带由于北方汉族士族大量迁入而人文荟萃，文化的发展必然要高于
少数民族统治下的
北朝。加之当地山水风景钟灵毓秀，风景式园林的艺术造诣也有北朝所不及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别墅园林，尤其是文人、名士们所经营的别墅园林，就文献记载的情况看来，这类园林比较普遍，应该说是南方造园活动的主流。从孙绰《遂初赋》中的一段话可以略窥其造园的主导思想:“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却感于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这就是说，文人、名士们所“经始”的别墅园并不太讲究，甚至鄙夷官僚、贵戚宅园所追求的那种馆阁华丽的富贵气，而更着重于突出“带长阜，倚茂林”的自然天成之美。更多的情况，则是如何选择山水风景地段略加改造，“卜宅相地”而经营之。
南朝的文人、名士乃是真正以居处园林，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好赐予。所谓“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立意，大概就是这类园林所标榜的最高境界。而造园活动普及于民间的情况似乎更胜于北朝，开启了后世文人经营园林的先河。
私家园林从汉代的宏大一变而为这一时期的小型规模，意味着园林内容从粗放到精致的跃进。造园的创作方法从单纯的写实，到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过渡，也包含着老庄哲理、佛道精义、六朝风流、诗文趣味影响浸润的结果。小园获得了社会上的广泛赞赏，著名文人
庾信曾专门写了一篇
《小园赋》，誉之为“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私家园林因此而形成它的类型特征，足以和皇家园林相抗衡。它的艺术成就尽管尚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但在中国古典园林的三大类型中却率先迈出了转折时期的第一步，为唐、宋私家园林的臻于全盛和成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