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着士入的知识范围和思想源泉。科举制度的实施，更是强化这种控制。这种冷酷的思想控制，对维持一定时期的社会秩序或许有用，但对社会的长治久安或者培育人们良好的道德意识未必有效。在程朱理学中，“理”是一架巨大的控制机器，同时其理论体系也面临着内在的矛盾，即一方面肯定个体道德修养的意义与价值，即肯定理的文化与教化意义；另一方面却又以“天理”消解了个体道德践履的主体性，消解了理的文化滋润作用，从而也消解了道德修养的意义与价值。在程朱理学的内部没有很好地解决这种矛盾。统治者的应付办法是一味强化理学对思想的控制，通过扼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自主意识和独立自由思索的能力来达到矛盾的消解。然而，这对于弘扬儒学的基本价值和培养人们的儒家伦理意识是不利的。
王阳明心学的出现正是为纠正程朱理学的这种偏向而来的。王阳明把程朱理学分开的天理与世俗两个世界重又合二为一，倡导心即理、性即理，宇宙闯的根本法则实际上来自自身的良知。其理论的核心是将朱熹外在化的“理”内在化为个体心灵的道德律令，把对外在权威的服从、外在教条的恪守，即某种沉重的道德责任变成亲切的主体的道德自觉，普遍的伦理原则与个体性的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统一了起来。毫无疑问，阳明学对儒学的认识和践履活动的重心作了重大的转换。由于阳明学突出了道德践履行为中的主体能动性，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进一步激化广大民众的道德自觉意识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将“匹夫匹妇”纳人道德实践主体的范围，将实践并弘扬封建的伦理道德的责任从社会精英阶层的独特使命中分割出来，使之成为社会每一分子不可推御的责任和自觉自愿的行为”。
中国五千多年的传统文化一路发展过来是不断的批判和继承的，尤其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发展，从“孔孟”到董仲舒，再到程朱理学，再到明清时的心学，都是在批判继承的发展的，所以中华文化才没有出现断层。
明清理学是批判了程朱理学中的一部分，在继承程朱理学的优秀部分的前提下，力图还原儒学的本质的，即发展先秦儒学中的合理成分。
所以，“明清儒学批判继承了宋明理学”是对的，说发展也是对的。必须记住，中华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即不断继承原有，批判原有，发展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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