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由谁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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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这是金人元好问的一首词，一个“情”字，牵出无数痴儿女，道出欢乐之相聚，痛苦之别离，一个“情”字，几乎要达到人生的极限，生死之际。然而至于“情为何物”的问题，自古以来仍然是个大大的问号，而古今中外无数诗人为之迷惑不已。情在中国后来和另外一个字紧密的连接在一起，那就是爱情。虽然爱情几乎在这个尘世间被公认为是伟大的，历代文学作品都可以找出有力的证据，不过在我的眼里，即使对于“爱”，我们仍然不知为何物。比如我们如何区分喜欢、很喜欢、非常喜欢、爱这些感情的区别？爱或者情，真的可以成为一切行为的堂皇冠冕的理由吗？令人恼火的是爱往往也和另外一个字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爱欲，那么爱和欲的界限又该如何界定？由男女之爱我们必然会想到婚姻，不管这男女之爱是否都经历过婚姻或者到达婚姻，那么爱和婚姻又是如何连结起来的？为何古往今来那么多人在歌颂伟大的爱情却很少有人歌颂婚姻是如何伟大？婚姻真的是套在爱情脖子上的一道枷锁吗？为何人自己愿意在本来已经充满痛苦和忧伤的尘世之间再多制造一道枷锁？难道是因为生命不够沉重？或者是因为人的生命本来就离不开各种仪式的慰籍？

有中国传统的地方必有孔子，不过这些问题让孔子他老人家来回答估计他不太愿意，更何况，估计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很多痴男怨女就要对这个顽固的老头口诛笔伐一番。所以现在我试图先避开他，让问题继续上溯，哪怕只上溯到历史只剩下几个男女在刀耕火种。但是我惊讶地发现孔子仍然在我背后偷笑，因为考察久远的爱情爱欲等最好的文本就是诗经，但是孔子得意地对我说，《诗经》是经过他的增删和修订才摆放在我眼前的。可以说，《诗经》是孔子的女儿，我要把他女儿带走，怎么能不对她爸爸说一声呢？但是也仅仅是打个招呼而已，因为孔子修编《诗经》的目的现在已经不是很明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婚姻在孔子眼里是“礼”的一种，而孔子也没有否定爱情，他要求的不过是：“发乎情，止乎礼”而已。如果说爱情是伟大的，发乎情就足够了，何必要止乎礼呢？更何况，爱情肯定先于孔子就有了，而《诗经》中众多的涉及爱情的诗篇也是先于孔子就有了，是不是正因为要止乎礼，所以孔子要对其增删一番？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这首诗太有名了，华丽的语言，轻快的节奏，仿佛是一桩美满的婚姻。不过遗憾的是，在这首诗里，我们看不到新郎对他的新娘的态度，同样，新娘对她“之子于归”的心情我们同样无法得知。这首诗歌之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恰恰是世俗的对于婚姻的观点，那就是，新娘能够出嫁，最重要的意义是要“宜”对方的“室家”“家室”“家人”。至于新郎和新娘之间是否是相爱的，是否有着现在我们看来维系婚姻的重要纽带——爱情，这首诗避而不谈也或者是说巧妙的避开了。孔子说：“惟小人与女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言下之意要与女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近了，也不要太远，为何？当以修身齐家为目的和原则。若女人有利于修身齐家，则好，反之则坏。孔子很少称赞女人，但是公父文伯之母是个例外。在《国语》里孔子对她赞不绝口，为何？因为这个女人很会教育儿子，是促成儿子修身齐家治国的好母亲，所以孔子要表扬她。但是孔子可没说君子修身齐家非要有女人不可，非要有婚姻不可，而离开婚姻，男欢女爱仍然是上天赐给尘世间劳碌的人们的最好的礼物。有了这个礼物，人们至少可以在暂时忘掉众多的痛苦和忧伤，正可谓“只羡鸳鸯不羡仙”。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估计这首诗和《关雎》一样，为读者所耳闻目详，从如此优美的文字之中，我们反复憧憬着爱情是多么美好。即使离别苦多，即使相思使人老，但是面对梦幻般的语言和其背后美妙的情感，所有的不愉快都可以被人暂时遗忘。但是孔子对于《关雎》的态度，并没有我们这样兴奋，这样拍案叫绝，他不冷不热的说了句“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然后继续不紧不慢地的去修订其他的诗篇。人们常恨太上之忘情，如此衡量的话，孔子是不是也太有点“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味道了”？但是很快一瓢冷水就给我们泼下来了：“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这是《诗经》中的《氓》，文字很长，但是在这里我仍然要引用很多，为何？因为这篇文字太让人痛心了。氓这个青年与诗中自述的女子没有爱情吗？而他们相爱之时这个女子也是陶醉在爱情的世界之中，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正是相思之苦，既见复关，载笑载言，正是相聚之趣，当时这个女子即使有烦恼，那也是甜蜜的烦恼。但是从子无良媒这件事情上，我们照样可以推断，这个叫氓的男人实在是不怎么样，或许品德不好，或许家境不好，其实从后文来看，这个男人品德和家境都不好。而更让人悲伤的是这个女子，不顾一切困难，终于如愿以偿嫁给氓，迎接她的是常年的劳作辛苦和最终被无情抛弃的命运。今人只知“信誓旦旦”却不知“不思其反”，而真正让人心惊的恰恰就是不思其反。这时候孔子肯定要问我们：“爱情能保证人一生的幸福吗？”为了给他的问号再加点说服力，他还选了下面的诗篇：“遵大路兮，掺执子之衣去。无我恶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遵大路》）。“中谷有蓷，暵其干矣。有女仳离，慨其暵矣。慨其暵矣，遇人之艰难矣。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离，条其歗矣。条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湿矣。有女仳离，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中谷有蓷》）

对于孔子的发问我们没法回答，爱情不能避免即使执子之手却不能与子偕老，爱情同样也无法避免避免遇人不淑遇人之艰难这个让古代所有女子都头疼而且疼到今天的问题。但是最好的防守是进攻，所以最好的回答也就是反问：“婚姻能保证人一生的幸福吗？”控制不好皮球我们就把球再踢给孔子。这时，则出现了爱情和婚姻的对峙，因为两者都无法确保人生之幸福。但是爱情发乎人性，如果牵扯到欲望的话还可以说欲望发乎于兽性，无论是人性还是兽性，都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而人区别于野兽并不仅仅是人可以直立行走，也非但但是人是有语言的动物，其中必然牵扯到伦理，如“无君无父，禽兽也”诸类。由此我们可以清晰看见孔子为何将其尺度基于伦理，因为如果使人更能成为人而非成为兽的话，就必须借助于伦理。但是尺度究竟从何而来？基于天而已，天行有常，而伦理则依天命而建，故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他到天而止。婚姻作为伦理之一部分亦从此而来，但是中国诸事观天地而序人伦并非自孔子始。因为孔子以前儒学就已经存在，而且中国古代无论儒学道学还是史学究其源头，无不认为自承于天。即使中国孔子以前最为朴素的爱情和婚姻，仍然需要天命的赞同，如：“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日居月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宁不我报。日居月诸，出自东方。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诸，东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报我不述。”（《诗经日月》）此诗中女子被抛弃，首先要哀告的就是天，其次才是父母。中国形容伟大之事情包括爱情往往用“惊天地、泣鬼神”这个词，由此天命观实际存在于中国古代伦理范围之每个角落。

当我们给予孔子的伦理支撑点一个更强大的理由——天命时，那么爱情怎么办呢？上由天命而来的婚姻即使能让一个男子娶其妻，能让一个女子嫁其夫，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服从婚姻的限制即使能让人性向善，但是能让人幸福吗？如果人性向善却不能保证人的幸福，那我们为何要人性向善？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有人曾对柏拉图如此发问，就是善好还是恶好，柏拉图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危险，于是他动用辩证法和自己所有的才智来建立一个理想国，从中来考察和最终证明善比恶更能让人幸福。在这里我们的祖先并没有用辩证法来说服我们服从婚姻比服从爱情好，因为毕竟有一个最为理想的状态，可谓有诗为证：“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诗经女曰鸡鸣》）这种爱情和婚姻的和谐完美估计是任何一个凡夫俗子梦寐以求的。从两情相悦、投桃报李到生死契阔矢志不渝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最为符合天命符合伦理而且是发乎情止乎礼的境界，但是也必须承认，这种状态太自然，自然到即使我们身处这种状态之中时候往往对此毫无觉察。另一个极端就是两个人之间没有爱情，也没有婚姻，茫茫人海，最多擦肩而过，或者是男女之间平常的一份友谊，不必思考，这种关系有没有什么不妥。没有哪个人在街上碰见一个擦肩而过的普通路人会遗憾地去想，这个人为何但但只是和我匆匆相遇而又匆匆离去？为何世界上芸芸众生能和我哪怕只说过只言片语的人也不过其中的亿分之一？而我们的焦点往往是，当天命或伦理和人性或人的兽性发生矛盾的地方，那时候，情、爱、欲望每个词语都会让人惊惶不安。

孔子也承认郑卫之地好淫声，但是孔子并没有把郑风和卫风给删掉，从这一点来看，孔子已经够大度的了，面对《诗经》这部优秀的作品，我们即使有诸多疑惑，但也该对孔子怀有更多的感激。喜欢、爱、欲望的界限如此模糊，正是这些非伦理的东西一直在和伦理斗争不已，甚至让伦理束手无措。君子修身也好，齐家也罢，其最终目的则是“止于至善”，为此，伦理不再承担爱情和婚姻到底哪一个更会让人幸福的问题，而是婚姻以一刀切的方式，让人去从善去恶。这其中包含着儒学的自信，那就是达于至善必定会达于幸福，这也是一种对于问题的隐含回答。既然是一刀切，那么刀下之鬼就会肯定不少，不信我们看看：“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诗经柏舟》）诗中女子的婚姻可以说是很不幸福，用现在的庸俗的评论家的话来说就是封建大家庭的悲剧，《诗经》中这样的作品不少，如《谷风》等随时可以信手拈来。孔子老老实实地把这些都保留下来了，也就是说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弊端孔子肯定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孔子还是在执着地说“孝”，说“礼”，孔子又不是荷马眼睛瞎了看不见，但是以仁为核心的儒学还是举起了刀，让所有的沉醉于爱情的痴男怨女都感到不寒而栗，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不妨来设想另外一个极端，假设婚姻站在爱情的左边，那么站在爱情右边的又是什么？我分明看见右边的家伙一脸坏笑，因为刚才我们一直放过他没有讨论。那无疑就是，没有婚姻，只要喜欢的人就可以随便在一起，不喜欢了就离开，所谓合之则聚，不合则散。问题是往往是一方不喜欢离开了，而另一方便束手无策只能痛哭流涕。更为危险的是，在我们根本不可能搞清楚喜欢、爱、欲望这些情感的区别之时，如此方式，最为容易发展成为滥无节制的性的交流，而且往往以各种名义来进行的，那就是喜欢、爱或者是双方毫不遮掩的欲望，那就是“灵魂落地，肉体上天”。这样的话，始乱终弃的例子则会更多，而且更为正常化，直到人们不以为耻，反以和多少女子发生性的关系，和多少男人上过床为荣。《诗经》之中这样的例子也有，比如卫宣公去迎儿媳妇，迎到半路和儿媳妇一起不回来，造个小城度蜜月了。（见《诗经君子偕老》）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指所指，其严乎！”但卫宣公估计现在会有不少人替他说话，说他是伟大的爱情，套用一句广告词就是：“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当关系到人之生存本质的问题由于人畏惧思考被抛弃而靠近兽之生存本质的时候，那就叫堕落。“横眉冷对千夫指”其背后的支撑恰恰是对于人和存在的本质的不放弃，而不是我要兽性大发了，便什么也不怕了，后者是“无知者无畏”。

伦理层面的婚姻正是在此时显示了他的严厉，一向和蔼可亲的孔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了他的坚决。因为他“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后者来源于人的本能，稍不留神就会变成把人混同于动物，而前者则是人对于本质的坚持和向上，而所有的修身和灵魂向上，都将付出代价。因为伦理往往还不仅仅是一把刀的问题，还在于这把刀很容易变形。我们不妨看一个例子：“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维鹊有巢，维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维鹊有巢，维鸠盈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诗经鹊巢》）在这首诗里，之子于归就没有宜其家室、家人那么简单了。虽然在这里我们仍然找不到爱情方面的蛛丝马迹，但是婚姻和利益坚决地走在了一起。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对于爱情的摧残多半并非是由于婚姻本身，而恰恰是利益纠葛，所以杜十娘要怒沉百宝箱，所以林黛玉如花朵般枯萎。在各种各样现实而诱人的利益面前，爱情往往被出卖，而婚姻不过是最后跑来付账的。《诗经》中显示的当时的社会往往也是如此，如：“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诗经衡门》）由此可见，当时娶妻娶齐之姜宋之子蔚然成风，这很像隋唐时娶妻喜欢选择崔卢韦王这样的名门大姓家的小姐一个道理。婚姻的背后无情的显示了各种不利于爱情的弊端，一切仿佛都是回过头来对婚姻的嘲弄。但是婚姻在此要紧牙关不松口，这与其说是坚决不如说是无奈，谁让爱能和情在一起也能和欲在一起呢？谁让爱情左边站着婚姻而右边又站着欲望呢？

或者我们读到这里都要叹气摇头，走了半天，可怜的中国古人还是没有走出中庸这个圆圈。那么谁能告诉我，比中庸这个圆圈更合理的走法是什么呢？婚姻就休息在这个圆圈上，警告所有男女到此止步，不要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悲剧的诞生。所有圈子里面的，可以说是发乎情，止乎礼，男女之间的美好的相知相恋其实是被允许的，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诗经子衿》）“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诗经绸缪》）同样，婚姻生活之后万一感到不幸福发生不愉快，那也是很正常的，如“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处。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诗经江有汜》）。不过，既然有了婚姻这个尺度，那么不被允许的当然就更多，儒学之于人，微妙之处就是处处需慎独，处处需要权其轻重，当我们的祖先面对世间爱情的悲剧和淫乱的狂欢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爱情的悲剧，那就是宁可错杀爱情，也不能接受淫乱。“蝃蝀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诗经蝃蝀》）诗中这个女子要选择私奔，女子有行，必然要嫁出去，所以要远父母兄弟。但是他们说方式不对，这样是破坏婚姻女子不贞洁，不知伦理不知天命。而女子到底是出于爱情还是出于欲望要私奔，婚姻就不能考虑了。正因如此，《诗经》中反复出现了爱情或者是欲望和婚姻的争执，如“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诗经柏舟》）这种争执让人迷惑，很多人被打成淫乱派，也有不少阐释《诗经》者则被扣上卫道士的大帽子几千年都摘不掉，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我们对自己整个人类存在的迷惑和不安。孔子论仁论礼，正是要究天人之际，孔子要是知道后世很多人把这笔糊涂账算在他头上，肯定会感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当我们对一个问题产生了迷惑和不安时候，选择便顺利成章地出现在我们面前。选择不是问题，选择以后的承担才是紧要之处。面对婚姻的严厉，伦理的固执，绝大多数女子表示了顺从，即使是婚姻里面的爱情，古人往往也说得很含蓄，有一首诗让我很感动，“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鲂鱼赬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诗经汝坟》）诗中女子想念丈夫，但是对丈夫诉说的时候仅仅轻轻地说道：“虽然你在王室公事繁忙，但是你难道不想想身边的父母也需要照顾吗？”其思念之苦，见到良人心底的宽慰和委婉地诉说句句让人感动，令人回味无穷。因为丈夫如果常回来看看父母无疑就等于常回来看看她了，爱情，在这个地方巧妙地和婚姻达成了默契。而婚姻背后的世俗伦理对于人的警戒无疑是巨大的，如“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诗经将仲子）人言可畏这个成语就出自这个地方，而诗中忧愁的女子还有面对的是父母之言，兄弟之言，更让她烦恼的是思念仲子——她的心上人。看来那个叫仲子的男子不被女的家里人喜欢，又是上树又是爬墙的，忙得不亦乐乎，而如此行为却更让那女子忧愁。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有一章就是不悔仲子逾我墙，说得就是纪晓芙因不后悔委身于杨逍而被灭绝师太说杀。而人言之可畏，父母之命之难违，在某些时候往往比灭绝师太更为严厉，更要让爱情绝望。但是反抗婚姻的第一个人肯定不是纪晓芙了，《诗经》中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奇怪，也是女子面对爱情胆大过身，“大车槛槛，毳衣如菼。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大车啍啍，毳衣如璊，岂不尔思？畏子不奔。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皎日。”（《诗经大车》）面对这样的激将和誓言，能够不动心的男子很少。不过我们同时也不要忘掉“信誓旦旦，不思其反”这句话。婚姻的约束作用恰恰就是若水三千，让所有君子只能取一瓢而饮。所以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则滥矣。”古人眼里即使婚姻内部的爱情，“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不对的。“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诗经野有蔓草》）这是最好的相遇，别解一下简直可以说路边的蔓草不要采了，因为有美者，我之眼中仅仅一人而已，且情人眼里出西施，此人婉如清扬。又如“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藘，聊可与娱。”（《诗经出其东门》）这是最为理想的恋爱状态，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伦理问题和婚姻问题上，我觉得后人误解了前人的态度。因为这仅仅是前人面对爱情和欲望所做出的中庸的选择。这不是结束，正如对人和存在问题的思考远远没有结束一样，所以现在，我们根本就没有到在前人树下成凉的时候。伦理层面的婚姻不是压迫人性的沉重的枷锁，但也不是爱情最后的终点，关键是我们要思考爱情在通往至善的途中是否必然要经过婚姻一途，或者是爱情根本就无所谓向善，而是自始至终和非人层面的欲望如影相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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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2

《诗经》的作者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诗经》的编纂者
但是，究竟由谁将这些诗歌编纂成书的呢?迄今仍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孔子删诗。把《诗经》的编纂之功归之于孔子一人。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于；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都认为是由孔子选定《诗经》篇目的。 但是，持异议者提出一些反驳的理由：一，《史记》言孔子删诗，在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时年近七十。在此之前，孔子均称《诗三百》，可见在孔子中青年时期，《诗经》已为三百篇。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乐工们先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本《诗经》相同，其时孔子虚龄只有八岁，可见当时《诗经》已定型。三，周代各诸侯国之间邦交往来，常常赋《诗》言志。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吴攻楚，楚败几亡，楚将申包胥到秦国朝廷请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为感动，赋《诗经·无衣》，表示决心相救，恢复楚国。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的篇目，赋《诗》言志就无法进行。那么，究竟由谁来编纂《诗经》的呢?
一说王者采诗。《诗经》中诗歌的创作时间，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秦穆公时，绵延五个世纪。创作的地点，几乎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加上长江、汉水一带，纵横上千里。怎样把众多的诗歌集中起来呢?早在汉代就出现了“王者采诗”的说法。《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阴历正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迪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都说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车去全国各地采集诗歌，以便“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解诂》)。
一说周朝太师编定。今人朱自清认为，《诗经》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之手。他在《经典常谈》中指出，春秋时各国都养了一班乐工，像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要搜集别国乐歌。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诗、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附带乐谱、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各国的乐工和太师们是搜集-整理《诗经》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编纂整体的统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师莫属。《国语·鲁语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正考父是宋国的大夫，献《商颂》于周王朝的太师。今本《诗经》的《商颂》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师在十二篇基础上删定的。由此看来，《诗经》应当是周王朝的太师编定的。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4976.htm#4

Answer 3

《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圣贤为了抒发忧愤而创作出来的

Answer 4

孔子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