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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改革
中国古代史上的改革基本上分两大类，一是新王朝建立之初对统治政策的调整，二是王朝中后期的变法改革。
（一）商君变法
《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在说秦王的《谏逐客书》中写道：“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候亲服……”可见商鞅改革在秦国的卓越成效。公孙鞅（前390年—前338年），出生贵族。“商”是以封地为姓，因其又是卫国人故又称卫鞅。孝公蠃渠梁时期，商君是法家学派杰出的政治家，少时就喜读刑名之学。他任秦相十载，先后两次变法，改革制度，发展经济，为后来的秦统一六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商鞅变法是依据李俚《法经》结合秦国实际制定出一套措施和方案。小到家庭男女有别，必须分室而居。父子兄弟姐妹，不准同睡在一个炕上。贵族富商子弟如果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律送边疆垦荒。大到全国使用统一的尺寸、升、斗、斤、两。为后来的秦始皇的统一度量衡作了准备。他还让秦孝公下令建立乡、县地方政府系统，归中央统辖。十家编一组，互相勉励生产和监督行动，一家犯法，隐匿不报九户连坐。贵族商人，若是没有战功，不能担任政府官员。改革初，秦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而商君也受孝公之十五邑封。
商鞅从“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出发，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而变法，使秦国崛起西戎，称霸关内。但这一系列的新法看起来就能得罪不少权贵，以至于秦孝公死后，商鞅遭到政敌的迫害，以谋反之罪被秦惠文王车裂而死，满门受诛。后人为他留下《商君书》二十九篇。商鞅变法也可见《史记·秦本纪》。
（二）王莽新政
在变法史上王莽又是另一个历史悲剧人物。王莽（前46年—23年）曾任黄门郎、新都候、大司马等职，到“安汉公”时已大权独揽在握。他是太后王政君和侄子，是个颇有心计又好施忍术之人。汉哀帝刘欣死后，军政大权就交到了王莽的手中，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罢免了和哀帝有“断袖之辟”还差点当上了皇帝的董贤，又把另两家外戚逐出京城。后又鸠杀平帝立孺子刘婴，自己当起了摄政王。
公元9年1月1日，王莽代汉自立，正式即位称帝。改国号叫新，都城还是长安。当上了皇帝后，他根据《周礼》改革进行设计蓝图，巩固新朝贵族的统治，是走原始社会末期的复古制度。依井田制为模式的“王田令”，“私属令”、“五均”、“六管”等都是他的新政。
但是，他的政治经济改革只是一些表面的文章，措施不明确。土地改制等没有什么人支持。在贵族、豪强的反对下，有些改革一开始就没法实行。即使他个人再用心良苦却使新法危机四伏，以至最后自己四面楚歌，国家乱上加乱。王莽还想借对外战争来缓和国内的矛盾，又引起了匈奴、西域、西南各少数族的反对。他又征用民夫，加重傜役和老百姓的刑罚。这样外患未除、内忧又起。绿林军起义了，王莽只能用军队镇压，后来农民起义军杀向洛阳和长安，攻破宣平门，王莽被一商人所杀，死无全尸。
王莽改革只是种“空想社会主义者。”
（三）临川先生变法
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王安石（1021年—1086年）变法,也是古代史上最有争议的变法。王荆公是仁宗三年的进士，做过十多年地方官。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嘉佑三年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系统地提出变法主张。他的变法不似王莽，新法在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具体措施。还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叫制置三司条例司，他提出了“法先王之意”的口号。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次年升宰相。
新法内容有：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将兵法、保甲法等。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还实行了改革科举制、整顿学校等措施。从新法实施，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十五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主要是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
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而临川先生的《答司马谏议书》中则十分有力地反驳了司马的论点则令我佩服：“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在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中，他两次出任宰相又两次被迫辞职。但由于变法操之过急，犯了“左”的错误，最终被罢废。
列宁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还在诗词、散文等方面的独特的成就，他主张文章“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
（四）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一次全面改革运动。《马关条约》签定后，康有为等“公车上书”
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已任，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变法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诗人，维新变法领袖。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康广仁、杨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说过，自古变法少不了会有流血牺牲，所以，他放弃了东渡日本为变法流血来以警世人。
历史上认为，维新变法运动是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产物，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产物与要求，是先进的中国人从学习西方器物递进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与深化。
除了以上这些，我国古代用贤臣进行改革的君主也不少。《史记·平淮书》汉武帝时也有过按照桑弘羊仿照春秋时期齐相管仲的办法，实行“笼盐铁”的国家资本财政论的改革。北魏孝文帝元宏也有过“俸禄制”和教育制度等的改革。
萍踪先生曰：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调整，而是上层建筑结构利益关系的重新组织和调整，这也是改革会遭到来自各方面阻力的真正原因。中国古代历经了长期的封建社会，新事物很难彻头彻尾地更替旧事物，故而变法维新之士，往往鲜有善终者。从哲学上宏观地来说，新事物当然是先进的，是符合社会客观规矩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的事物。但微观地比较，就会发现旧事物中也含有新的成分。所以要发展新事物少不了要向旧事物学习，吸收旧事物中积极的因素。变法改革是一项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这说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不是个别人物决定的，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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