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运动，实质上也就是邻避效应，指的是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即采取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
导致邻避效应的心理与认知因素：
1、不信任政府和项目发起人。
当存在对政府的一般性信任缺失，或者受影响社区在与政府的交往经验中存在失败或负面的经历时，则在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居民易于产生不安全感与不公平感。一旦政府的经济性补偿方案明显不公，极易导致过度的自我保护行为。
2、知识与信息欠缺。
当利益相关人缺乏对公益性邻避设施的近 期与远 期后果的充分了解时，容易接受一些不准确或错误的概念，在主观上缩小邻避设施的正面效应，夸大其负面后果。
3、对问题、风险和成本的狭隘和局部的观点。
“只要不建在我的后院就行”，“凭什么由我们来承担应该整个社会承担的后果”，这些都是在缺乏社会责任感时可能出现的狭隘观点。在基层社会政治中，这些观点易于获得群众支持，并可能被一些基层政治人物所操纵。
4、对邻避设施的情绪化评价。
一方面邻避设施的选址和补偿决策等，往往会被社区认为是强加的，导致情绪化反应；另一方面对抗性情绪和行为会加剧社区对设施的可能威胁的主观预期，形成恶性循环。
5、一般的和特别的风险规避倾向。
对具有风险规避倾向的居民，更倾向于注意到邻避设施带来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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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邻避困境的思路：
1、利益表达低成本。
每一次具体的邻避运动，都是一次极端化的利益表达，公民、社会和地方政府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其间，公民不知情或获取信息门槛高、利益表达渠道窄、地方政府回应诉求滞缓，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都需要反思。
构建低成本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当务之急。要及时、准确、全面公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降低相关利益群体获取信息的成本；要拓宽利益表达渠道，既要使各个利益主体能分享稳定的公共话语空间，又能使相关者进行理性的商谈辩论，避免利益受损群体要么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要么成为爆发的大多数；要及时回应利益群体的诉求，吸收、整合民意，形成对决策输出的实际影响。
2、受损利益得到补偿。
邻避设施牵涉到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都具有正当性。如果要两者兼顾，就需要探索建立公共补偿机制，让受损的少数人获得利益补偿，达到帕累托均衡，以保证公共利益遂行。公共补偿要亲民，易于接受，便于操作。
补偿可以是现金补偿，如中国台湾，垃圾焚烧厂营运前由环保署按主体工程中标价的5%提供现金补偿；可以是公共服务补偿，修建公共服务设施、增加公共福利，如兴建学校、公园、图书馆，提高社区的品质；还可以是就业机会补偿。合理充分的一揽子利益补偿，很可能让反对的人也接受邻避项目。
3、形成缓冲隔离带。
从进程上看，邻避运动都有一个从最初的个体原子化抗议，到通过社交媒体串联，再到寻求意见领袖、社会公知、专业人士、社会组织支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组织的缓冲隔离作用十分重要。
4、要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缓冲空间。
要发挥社会组织引导利益群体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的作用，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初始阶段。特别是在邻避冲突中，要动员社会组织约束或劝阻其成员终止参与，放弃过激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的参与人数和越轨行为，真正成为社会缓冲器和调节阀。
5、要重视意见领袖、专业人士、公共知识分子的引导作用。
他们往往是邻避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扬汤止沸或推波助澜都在一闪念之间。要建立智库，广纳贤能，平时发挥作用，应急时方能引导邻避运动走向与公共利益一致的方向。清华教师学生团体共同为PX解疑、释惑、正名，就是一次很好的示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邻避效应
邻避运动即邻避效应，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即采取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
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国，“以邻为壑”的典故演绎出另一个版本：由于当地群众不甘承受“以我为壑”的污染成本，衍生出对政府引进项目的集体抵制。
政府部门规划经济项目或公共设施，产生效益为全体社会所共享，但负外部效果却由附近居民来承担，于是受到选址周边居民的反对。
这种“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效应”，在国际社会已是普遍现象；对“邻避效应”的认识和引导，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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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避运动”的起源
“邻避运动”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Not in my backyard”（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这个词由英国上世纪80年代的环境事务大臣尼古拉斯•雷德利创造，后来逐渐流行开来。
“邻避运动”意指居民为了保护自身生活环境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或工业设施干扰，而发起的社会反抗行为。从这个词的起源上看，“邻避运动”跟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只是“邻避运动”强调的是保护地方民众的小环境而不是人类或整个社会的大环境。
上世纪，台湾“邻避运动”中的经典名言“鸡屎拉在我家后院，鸡蛋却下在别人家里”，即反映出这种环境保护的地方主义色彩。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邻避运动”有相当正面的意义。相对说来，普通民众在大资本和政府面前处于弱势。一些企业巨头把影响当地环境的化工厂、发电厂修建在某个地方，但获利主要是企业而非当地民众，确实是“鸡屎拉在了当地民众的后院，而鸡蛋却下在了资本的口袋中”。
这种成本付出与利益收获的不对称，显然有悖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邻避运动”的兴起是民众对自身合法利益和公平正义的追求。
从经济层面看，“邻避运动”的兴起在经济诉求上也有其合理性。无论是公共还是工业设施，都有一个投入的成本和代价。
这种成本不仅包括各种要素的投入，还可能对当地的居民、环境产生影响。在当地的居民来看，他们为这个项目承担的代价，诸如噪声污染、空气质量、安全风险等，理应获得相应补偿。从这个意义上说，“邻避运动”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在当今世界，几乎每个国家都会出现“邻避运动”，但“邻避运动”的形式和结果却又有很大不同。
“邻避运动”能否成为一种理性而有益于社会进步的运动，跟社会的法治观念和公共意识有很大关系。相比较而言，在西方发达国家，“邻避运动”通常都能保持理性的形式。而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急剧转型的国家，“邻避运动”很容易超出理性诉求的边界。
2006年，美国纽约曼哈顿市区第五大道和百老汇大街之间的31街要修建一个变电站。这是一个人口极为稠密的地区，离帝国大厦只有200米左右，而在咫尺之内就有居民公寓和商家。修建变电站的消息传出后，周围的一些居民和商家担心变电站可能产生辐射，因此发起抗议。
当时笔者的公司也参加了这一抗议。但总体说来，这些抗议活动都严格遵循法律和公共秩序。结果，周边居民和商家的抗议并未撼动政府和企业的决定，抗议最终无疾而终。无论政府最后的决定是否合理，但这场“邻避运动”的克制，尤其是在抗议失败后的理性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正处于城市化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邻避运动”的大量出现不可避免，但“邻避运动”采取何种形式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理性并遵守法律的“邻避运动”，才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如果“邻避运动”失控为群体性事件或突破法律底线的行为，将是社会的灾难而非福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邻避效应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如何合理设置邻避设施，化解矛盾，减少冲突，共筑和谐，是各级政府必须正视的问题。
据报载，南城石竹新花园小区业主“反对在小区南侧建设110KV变电站”，而市城乡规划局最终没有采纳业主意见。部分业主表示，要继续维权。
综合媒体报道可发现，这是一起典型的因邻避设施设置引起的邻避运动。所谓邻避设施，通常是指一些有污染威胁的公共设施，例如变电站、医院、发电厂、火葬场、垃圾填埋场等等。从全社会来看，大多数邻避设施的建设是必需的, 但设置在自己的住所附近，对这些地区的居民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由于反对邻避设施建设而引发的公众抗议运动被称为邻避运动。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邻避运动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如何合理设置邻避设施，化解矛盾，减少冲突，共筑和谐，是各级政府必须正视的问题。结合本案例的实际情况，建议从两个方面应对。
决策时应充分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尊重全体公民的民主权益和环境权益，保障各阶层民众在邻避设施设置的决策中享有平等的参与权，不选择性推行公众参与。
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对受邻避设施影响的民众，给予合理且充分的补偿。譬如由政府部门或变电站所有者为石竹新花园居民提供新的公共设施，或者提供额外的公共服务等，并以制度化形式长期确立下来。市城乡规划局应要求变电站所有者设立补偿应急基金，确保如果发生意外事故，能够履行对石竹新花园居民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变电站所有者还可以在附近进行适度的商业开发，提升周边的土地和物业价值，保障石竹新花园业主的物业价值。
乐观地看，邻避运动有着积极意义，它将推动政府的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从而促进社会和谐。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邻避效应（Not-In-My-Back-Yard）指居民或在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及采取的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邻避效应（Not-In-My-Back-Yard）指居民或在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落霞缀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及采取的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