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抢夺罪，抢劫罪都有可能。
1�转化型抢劫罪前提
依照刑法典第269条的规定，行为人必须是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不能是先犯其他犯罪，这是适用该条的前提条件。实施中也存在着把先行实施其他性质的违法犯罪作为适用现行刑法典第269条前提条件的观点和做法。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盗伐树木过程中为抗拒抓捕或为护住所盗伐的树木而对护林人员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的，属于现行刑法典第269条的前提条件。这不符合立法原意。因为该条载明是要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这些都是侵犯财产罪，其犯罪对象与客体均不同于盗伐林木罪，前者犯罪对象为一般公私财物，客体为公私财产权；后者犯罪对象为正在生长中的树木，客体是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活动和林木的所有权。因此，盗伐林木过程中威胁、殴打护林人员的行为，只能作为盗伐林木罪的情节或该罪从重处罚的情节来看待，如果因盗伐而重伤或杀害护林人员的，则又构成了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而不能对这种案件即现行刑法典第269条定抢劫罪。
行为人必须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三种犯罪行为，这是成立本罪的前提条件。这里，我们要注意区别“盗窃行为”与“盗窃犯罪行为”、“诈骗行为”与“诈骗犯罪行为”“抢夺行为”与“抢夺犯罪行为”之不同。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第二百六十七条抢夺罪所规定的法条来看，其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最低定罪标准，即“数额较大”（依法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除外）。若行为人实施上列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情节严重，能否按转化型抢劫罪处罚。这是目前司法界较具争议的问题。
对现行刑法典第269条的前提条件的含义如何理解，主要体现在盗窃、诈骗、抢夺的财物是否必须达到“数额较大”，这是前提条件中的关键问题，对此，学术界曾存在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盗窃、诈骗、抢夺的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才能适用刑法典第269条。理由是：刑法典第269条规定的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不是实施这些违法的行为，而按照刑法典第264条、第266条、第267条规定，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达到“数额较大”的才能构成犯罪，因此，适用刑法典第269条的前提条件也必须坚持这一点。如果先前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而属于一般违法的，就不能适用刑法典第269条，这时当场使用暴力构成犯罪的，应按照有关的犯罪（如伤害、杀人罪）处理。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现行刑法典条第269条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并非限定财物要达到“数额较大”。如果财物数额虽未达到“较大”，但暴力行为严重甚至造成严重后果的，
适用刑法典第269条；但刑法典第269条也不是把数额很小的小偷小摸行为都包括在内，如果先行实施小偷小摸行为，后为窝赃、拒捕、毁证而使用暴力的，不能依照刑法典第269条定抢劫罪，应按其实际情况对暴力行为定伤害罪或杀人罪。①
第三种观点认为，从现行刑法典第269条的犯罪性质和危害程度出发，从该条的立法原意及与抢劫罪的协调出发，再考虑到执法协调统一和标准明确一致的需要，适用刑法典第269条定罪时，不应对先行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数额作任何限制，它既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也不宜排除“数额过小”。只要先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无论既遂还是未遂），为窝赃、拒捕、毁证而当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结合全案又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就都应当按照刑法典第269条定罪，而不应定为其他犯罪。②
笔者认为下列的《意见》的做法是最值得肯定的。无论是从立法本义来看还是从司法解释来看，意见这样做都是恰当的。
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6月《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但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1）盗窃、诈骗、抢夺接近“数额较大”标准的；
（2）入户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诈骗、抢夺后在户外或交通工具外实施上述行为的；
（3）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的；
（4）使用凶器或以凶器相威胁的；
（5）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①孙国利、郑昌济，载《法学评论》1983年第2期
②陈兴良等著.《案例刑法教程》（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③高铭暄、王作富主编：《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74～575页
2、主观条件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成立本罪的主观条件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这是转化型抢劫罪与典型型（标准型）抢劫罪在主观方面的区别。典型型抢劫罪，行为人实施暴力、胁迫等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行为的目的是强行非法占有公私财物，即侵犯人身行为是取财行为的手段。而转化型抢劫罪，行为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窝赃、拒捕、毁证。“窝藏赃物”是指行为人把已经非法盗得、骗得、夺得的赃物护住，不让被害人或其他制止、追捕者夺回去，而不是指作案得逞以后把赃物放在自己或他人家里隐藏起来。
3、客观条件
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为人在先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后，还必须“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这是适用刑法典第269条的客观条件，也是决定先行的盗窃、诈骗、抢夺发展为转化的抢劫罪的关键所在。这一客观条件可以再具体区分为行为条件和时空条件，行为条件即实施暴力或者暴力威胁行为，其涵义应与刑法典第263条典型的抢劫罪中的暴力与胁迫行为作同样的理解；其时空条件即这种暴力或者暴力威胁行为是“当场”实施的。所谓“暴力”是指犯罪分子对抓捕他的人，实施殴打、伤害等足以危及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行为。这种暴力是犯罪分子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而故意实施的。“以暴力相威胁”是指犯罪分子以立即实施暴力相威胁，实行精神强制。其特点第一是犯罪分子当场向公安机关和任何公民发出，第二是以立即实施暴力相威胁，第三是当场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如遇抗拒，会立即转为实施暴力。
4、时间条件
成立转化型抢劫罪的时间条件体现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行为是“当场”实施的。本罪中的“当场”是指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现场，或者刚一离开现场就被人发觉而立即追捕过程中的场所，也就是刑法理论上所讲的“现场的延伸”。转化型抢劫罪的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行为，与先行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在时空上具有连续性和关联性，即在时间是前后持续，不间断的，在空间上可以是同一场所，也可以是前行为场所的延展。我们不能把成立本罪的时空条件“当场”机械地理解为现场，这将使时空范围过于狭窄，不符合转化型抢劫罪的实际情况和犯罪构成的要求，也不利于打击这类犯罪。如果行为人在实施盗窃等行为现场或刚一离开就立即被追捕过程中，为窝赃、追捕、毁证而实施暴力、威胁行为的，应当认定构成转化型抢劫罪。如果当时追捕已中断或结束，或者行为人在作案时未被发现和追捕，而在其他时间、地点被发现、被追捕，这时行为人为窝赃、拒捕、毁证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不能认定构成转化型抢劫罪，而应对其前后行为分别依照有关法律定罪处罚。
综上可以看出，成立转化型抢劫罪必须同时具备以上四个条件，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承、紧密联系、同时具备。
（三）转化型抢劫罪既遂与未遂标准
转化型抢劫罪既遂与未遂标准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转化型抢劫罪是按刑法第263条所规定的一般抢劫罪处罚，其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也应该与一般抢劫罪相同；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行为，转化型抢劫犯罪就是既遂，换言之，转化型抢劫罪没有未遂。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较为合理。转化型抢劫罪与一般抢劫罪是罪质相同的犯罪，一般抢劫罪把财物取得与否作为既遂未遂的标准，作为与其罪质相同、危险性和危害性一致的转化型抢劫罪就没有理由采取与此不同的标准。
具体说来，就是在盗窃、诈骗、抢夺取得财物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时，以行为人是否最终获得了财物为标准区分既遂和未遂。如果行为人最终取得了财物，就是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反之就是未遂。因为行为人出于拒绝交还财物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那么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了财物就能反映出犯罪得逞与否。但行为人如果是基于避免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如何认定呢？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出于上述二种特定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客观上也起着保护、控制赃物的作用。因此，即使行为人是出于避免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也以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了赃物作为既遂未遂的标准。
区分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是以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财物为标准，因此在盗窃、诈骗、抢夺没有取得赃物，出于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这二种特定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的成立转化型抢劫罪的未遂。它抓住了此类犯罪属于贪利型犯罪这一本质特征，把着重点放在了是否夺取财物上，而不在于是否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而不是以是否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决定既遂与未遂的区别。如果对这种情况认定为既遂，出现的后果是：在普通抢劫的场合，采用暴力手段而未得到财物，或者当场被物主夺回了财物，一般只能是抢劫罪的未遂。事后抢劫的危害性和危险性不至于超过普通抢劫罪，把普通抢劫当未遂处罚的情形，在转化型抢劫罪中按既遂处理，显然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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