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文学价值：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史记的史学价值：
《史记》的史学价值：本书全面记述了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民族、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取材广泛，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深刻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古人“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史记》的文学，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特殊阶层。一直以来，许多著名史学家都曾就士的身份与地位做过广泛而丰富的研讨．顾颉刚先生的“国士”说，费孝通先生的“绅士”说，以至于吴晗先生所主张的：“照我看来，官僚、士大夫一绅士、知识分子，这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凡此种种，都是对“士”问题的经典表述。
在当代国际史学界享有盛誉的余英时先生更是就“士”的概念及特征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他说： “知识人在古代中国叫做‘士’，而‘士’的出现则是和‘道’的观念分不开的，所以孔子说：‘士志于道。’”“与西方的情况相对照，我们便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知识人的特征，这些特征大都和‘道’的内向超越性有关。中国知识人自始便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换句话说，他们要用‘道’来‘‘改变世界’。这一精神上起先秦下及清代，始终贯穿在中国知识人的传统之中。”
事实上，“士志于道”，主要是士人的自我期许。中国的历史发展走势已经不断地证明，士人所维护和标榜的“道统”，在皇权专制“政统”的步步进逼下一直在退却、沦落。而士人的地位日益卑贱，命运日益坎坷，最后连人格尊严也已丧失殆尽了。
士大夫阶层在历史上的角色，不断地发生着蜕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即绅权与皇权的关系，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其变化最大的特点是士大夫的节节败退和政治地位的日益低下。
以昊晗先生的观点，士大夫即官僚阶层的政治地位在历史上的变化，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先秦到唐代，第二个时期是从五代到宋朝，第三个时期是从元朝到明清．我们仅从君臣的礼节来说明这个问题，在宋以前， “r-公坐而论道”，大臣们和皇上谈话，郝是坐着说的。可到了宋朝，士大夫们就开始矮一截了，从宋太祖开始，在皇帝面前大臣们都无坐处，只有皇帝一个人坐着，三公群卿立而论道了．到了明清士大夫们更矮了一截，不但不许坐，连站着都不行了，得跪着奏事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七八十岁的老臣们齐刷刷地跪在十几岁甚至几岁的“儿皇帝”面前。当时的大官们，上朝时都会在衣服内缝一个特制的护膝，就是跪久了膝盖受不了。先由坐继而站后而跪，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历史上君臣关系的变化，说明了绅权的不断衰落和皇权的节节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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