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代由于文化、哲学思想不同，导致了城市规划思想的差异，进而造成了城市形态的不同。
例如：希波丹姆遵循古希腊哲理，寻求几何图像与数之间的和谐与秩序的美，这种思想在其规划的米列(Milet)都城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到了希腊化时期，城市建设的主要特征是街道、建筑与广场规整划一。从城市功能分区、道路系统、邻里住区的划分，一直到市中心与广场的规划布局都是严格按几何和数的规律进行规划设计的。
《周礼》的“营国制度”深刻影响着中国历代的城市尤其是都城的规划，提出了都城规划布局的理想模式，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基本轮廓。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与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有很大关联。在重礼的倡导下，一切建筑活动都要受礼制的约束。天人合一和象天法地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始终。从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可以看出，我国的城市雏形是建立在对以北极为中心的宇宙模式模仿的基础上的。周代以来我国的城市规划都体现了天入合一的思想。如春秋时期吴国伍子胥营建苏州城、越国范蠡营建会稽城时，都是“象天法地，建成大城”、“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秦朝都城咸阳的规划也体现了这种思想，咸阳城市的设计思想，反映了当时人们一种朴素的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上的种种星象，与人间秩序一一对应。唐朝都城长安中的十三牌坊里象征十二月加闰月皇城南面四行坊里象征四季，东为春、南为夏、西为秋、北为冬。明清北京城中南面建天坛。北面建地坛，东面有日坛，西面有月坛。另外，兽中四灵“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也在城市布局及地名中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