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都知道，文化产业不同于其它产业，那您觉得文化产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张贤亮：人类文化创造活动古已有之，但要形成为“文化产业”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社会条件：一、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二、
恩格尔系数降低到一定水平以下，人们用来支付食物的开支比例很少；三、主流意识形态垄断地位较弱，较少宗教或政治上的控制，也就是说文化环境较为自由宽松。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还不具备这三个条件，所以人类的生产活动基本上分为三个部类，即，第一部类农业，第二部类工业，第三部类商业－服务业，那时的文化产业是附属在
第三产业当中的。从19世纪末开始，这三个条件逐渐形成，文化产业才得以发展，迄今，它居然从产业活动中独立出来，单独成了一个生产部类。这本身就说明了文化产业的特殊性：一、文化产业是个人心智的产业，而又与科学技术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像科学技术那样要依赖集体的力量和较完善、较现代化的设备；它的生产过程是个人的创作过程，也不像科技研发那样必需遵循一条循序渐进的科学规律。优秀的文化产品几乎全靠个人天赋、才智以至灵感的发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文化产品（作品）带有先验性和超前性；二、文化产品基本上是非物质性的，它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使用上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人们心理和精神上的需要；三、很多文化产品具有不能批量生产的唯一性和独特性；四、因此很多文化产品有其不可替代性，不像科技产品那样必须经常更新换代，不论后来同类的文化产品如何丰富、多样甚至优越，早先的“这一个”永远是“这一个”；五、很多文化产品的价值不仅有超越时空的广泛认同和保值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增值；六、文化产品之所以冠以“文化”，就是因为它能集中反映那个国家、那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时代要求、集体意识和科技发展水平，这些构成一种人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又只能通过有创新能力的人将其表现出来，所以优秀的文化产品都具有独创性；七、因而文化产品就有着非常深刻的个人印记，几乎每一件文化产品都与创作或策划它的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创作或策划它的人的个人素养、气质、风格、格调、属于他个人的创作方式等等，会形成一种创作者、策划者的个人魅力，最后成为他被社会所承认的品牌。仅仅他的名字就产生价值，其价值进入市场就会形成高低不等的价格，所以，文化产业中最主要的
生产要素是生产者、策划者个人。这是一种完全个人化、人性化的产业，是一种“资金投入少，脑筋投入多”的产业。
二、资料显示，1998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仅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0.75%，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2.33%，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只占就业人数的0.4%。而在许多
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吸纳劳动力的支柱产业之一。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澳大利亚高达10%，加拿大占6%，
芬兰占5%。近两年文化产业迅猛发展，但与我国巨大的文化消费需求相比，文化产业发展还比较缓慢，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求差距还相当大，要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就要准确确定文化产业的市场定位。那么您认为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市场定位是什么？
张贤亮：您引用的还是老资料，只要告诉您2002年英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是“辣妹”而不是钢铁制品，好莱坞的影视出口额早超过了波音飞机加汽车，就可想今天西方国家文化产业更进一步的发展程度。我国需要的是文化市场的宽松和有序化，且不忙于去给我们的文化产业“定位”。只要有宽松而有序的市场环境，从业者自然会给自己寻找恰当的“定位”。中国文化资源的丰富及多样，中国人民群众的多层次、多需求，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决定了每一个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都能在文化市场上找到自己的“生意”，其“位”上万，比
人民大会堂的座位还多。先“定位”再行动，实际上还是“
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目前，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文化出口产品是
姚明，请问是谁给他“定位”的？
三、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文化和文化产业同样也会受到影响，那您觉得入世后，我国的文化产业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呢？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文化策略呢？
张贤亮：还是那句老话：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不过也许我国文化产业碰到的“挑战”会更大一些，因为我们的文化产业起步较晚，比起其它产业基础较为薄弱。为何起步晚而薄弱呢？一、我国的“文化专业团体”（包括影视广播出版等等）的体制改革比其它行业的
国企改革滞后，长期以来它们担负着宣传的职能，属于党政宣传部门管理，一般是不计经济效益，不计投入产出比的；二、前面说过“文化产业其实是个人心智的产业”，而恰恰在个人“心智”活动方面，我们一直缺乏一个较为宽松、适于探索和创新的良好文化环境；我们一直在一个怪圈中打转：一边是“黄赌毒贪腐”屡禁不止，此伏彼起，这方面好象“宽松”的很，而另一边留给个人心智活动的空间却又嫌不足。我设想不出什么对策，“文化策略”的制订非我所能。但从近期对待一些畅销书作家与
张艺谋的《英雄》和
《十面埋伏》来看，我们开始向一个较对的路子走。畅销书作家的写作已享有充分自由，张艺谋的两部影片虽然评论界和媒体大加挞伐，而政府仍然力荐将其推向世界。政府开始表现出较宽容和爱护并支持文化艺术人才的态度。我相信，我们要大力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因为这是关乎到一个民族精神存亡的大事），最终在“文化策略”上还是会与“国际接轨”。
四、我们都知道，您是文化产业中的领军人物，您经营的“西部影视城”现在不仅是一个影视拍摄基地，而且还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那么您觉得您能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张贤亮：首先申明我决非什么“文化产业上的领军人物”。上世纪80年代我在文学创作方面不断突破“禁区”，也许曾“领”过“军”，在文化产业上，我作为一名作家只是比其他“下海”的作家成就大些而已。我个人认为，我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一、我比其他“下海”的作家有经济理论上的准备，这点可以从我出版于1997年的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
《小说中国》中看出来，从1997年到今天的中国社会发展基本上没有脱离我的预见；二、我劳改了22年，锻炼出有较强的承受力、较强的挑战性和不怕风险的冒险性；三、其实“西部影视城”不过是我另一类的文学作品，它本身是一个文化产业。如果当初我像其他作家一样去开餐馆、炒股票、搞房地产等等跨出文化行当的产业，恐怕也不会成功。
五、有人说您在“出卖荒凉”，对此，您怎样看？
张贤亮：中国国土面积有80%是荒凉的，那些荒凉怎么卖不出去？“出卖荒凉”是当初日本记者在日本报刊上发表报道的标题，当时确实是荒凉。然而要使荒凉“可持续性”地卖出去，仅凭荒凉显然是不行的。游客来看、来游的是荒凉中的文化和艺术，决非荒凉本身。我为我的“西部影视城”题写的楹联是：“两座废墟有艺术加工变瑰宝，一片荒凉经文化妆点成奇观”。我就是按这个思路去做的，所以它不仅可以“持续性”地卖出去而且能“可持续性”地发展。
六、文化产业发展不仅具有不平衡性，还有不规则特点。即在通常意义上企业乃至产业发展条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卓尔不群的企业，甚至带动整个产业出现旺盛的生机。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在
加利福尼亚荒漠就是一个广泛引用的例证。在我国也同样如此，
《读者》不是创办于经济发达、文化条件和读者条件最为充分的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而是出现在较为偏僻的西部兰州，而且您也是在西部发展文化产业。那您认为西部发展文化产业的空间有多大？
张贤亮：您这个问题和举的例证很好。但不妨将眼光再放大一些。说实话，我不太关心什么“西部发展的空间”，我关心的是整个中国的文化产业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前面说了，因为我认为这是关乎中华民族精神及文化传统的兴旺与延续的大事。您说的对：“文化产业发展不仅具有不平衡性，还有不规则特点”，那么，经济相对落后，读者（观众听众）条件也不充分具备的中国，为何不能在世界上有“卓尔不群”的文化产业呢？在机械、电子、航空、汽车等等制造业方面，中国要想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我们虽会制造但无核心技术，造一台DVD，我们要给外国人付十几美元的知识产权费），但恰恰在文化资源上，我国有其他任何国家都少有的优势。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只掌握在我们手中。举例来说，没有哪一届政府扶植，中国的“食文化”已风行天下；中国民俗的春节，也没有哪一届政府去推动，却在世界各地盛行，每年，纽约巴黎伦敦的市长都要到华人聚居区“拜年”（而我们这里却过起了圣诞节）。可见，只要我们稍稍扶植一下，放宽一点，容忍一点，调整一下思路，开阔一点视野，我国的文化资源就会很快转化为文化产品，成为世界文化产品出口份额中一枝独秀的产品。别忘了，中国人在世界上是仅次于犹太人的生意人。说句玩笑话，我把荒凉妆点加工一下都能卖好价钱，还有什么东西卖不出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