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上李鸿章书》中对洋务运动的态度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于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6月北上，提出《上李鸿章书》时，年方28岁，其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变。他在上书中，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最后并赋予殷切期望。他赞赏
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
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由于自己看到“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因而“逖听欢呼，闻风鼓舞”。在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应该不是一般的阿谀奉迎之词，而是反映了当时一个爱国青年对洋务新政的看法。他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虽取得显著成就，但终因“舍本图末”，“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他提出以上四大改革纲领，意在拓展洋务领域，推进洋务运动，并非反对洋务运动，否定洋务派实行的新政，而是认为“今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所谓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对洋务运动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
【施复亮】
在他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一书中，对洋务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他对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用工业的评价是：“以上所述，都是军用工业时期重要企业，大部分是军用工业。这些军用工业，都是由官僚所创办，由官僚来经营的，所有机器和技师，完全仰给于外国，又不注意养成本国的技术人才。加以那些担负经营责任的官僚，丝毫不懂得军用工业的精神，而认为是一种美差肥缺，只知道尽量搜刮以饱私囊。因此，虽有此种军用工业，而对军事仍无什么补益。后来的
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败北，
义和团事变
八国联军底入京，充分暴露了此种军用工业的失败。到了
辛亥革命以后，国内统一破坏，这些兵工厂，反成为各地军阀争夺的目标，而为助长内乱的一个祸源了。”他对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的评价是：“这些官办及官督商办的商品工业和矿业，与军用工业一样，差不多完全归于失败。以官僚和绅士为总办的官办工业，自己既无经营能力，完全听信外国工程师经营。那些外国工程师，一点诚意也没有，竭力排斥华人干部参与工厂经营，并助长外国资本的流入，因而种下中国企业界的普遍祸根。”他对洋务企业的总评价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始者，既然是李鸿章、
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所以中国的新式企业，也还与官僚结有不解之姻缘。中国近代企业的迟迟发达，这亦是一个原因。”
【瞿秋白】
认为官僚资本的发展是受外铄，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两个买办化的过程。一是中国大商人的买办化；二是大地主阶级变成官僚
买办阶级，这就是洋务派的产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技术上依靠外国技师，在经营管理上采取腐朽的官僚制度，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来维持封建统治。外国侵略势力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结合成为
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①d〕。这是中共党人对洋务运动较早定下的否定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