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至1937这十年间，表面上是国民政府大成功。但1927年的中国国民党清党，使共产党作家从此努力在文学方面夺取领导地位。
1930年3月2日下午2时左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虹口窦乐安路201弄1号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冯乃超、华汉、郁达夫、田汉、沈端先、潘汉年、周全平、洪灵菲、钱杏邨、鲁迅、蒋光慈、柔石、林伯渠等50余人与会。
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提出“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战士”作为战略任务。”阳翰笙代表党组织发表总结性讲话：“国民党反动派正加紧白色恐怖和反革命围剿，镇压革命力量。
我们要加强队伍的团结……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中去，到劳动人民中去。这也是中央和省委的意图……帮助党在那里做好宣传工作，还要增加对工人的了解。”
成立大会专门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以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和阐释，并且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
1932年，为反击“文化围剿”，阳翰笙与田汉等“文总”各团体负责人共同筹划，抽调金山、赵丹等“剧协”成员，聂耳、吕骥、贺绿汀等音乐人开辟电影战线，拍摄进步电影，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重心。
阳翰笙代表“文总”党团组织着力培养聂耳、王莹、陈波儿等青年艺术工作者入党，成为进步电影骨干。左翼电影战线逐步控制了明星、联华、艺华、电通、天一等电影公司。
1935年2月，上海文委领导成员遭到大逮捕，2月19日晨，阳翰笙在南京的家里被国民党抓捕，同田汉等一起被投入南京老虎桥监狱。只有周扬和夏衍幸免。左联与文委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1935年11月，《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史沫特莱接到了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的信，在内山书店将这封信转交给鲁迅；鲁迅将信通过左联行政书记胡风、左联组织部长及党团成员王尧山，辗转交给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周扬。
1935年12月17日，长征后的中共中央在陕北举行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春，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王明、康生通过萧三指示解散左联；鲁迅和茅盾曾对左联的解散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对资产阶级的示弱和溃散，并由此加大了对左联实际掌控人、左联中共书记周扬的不满，
由此引发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其实是“鲁迅派系”借机以更“左”的面目、表示对周扬在左联内架空鲁迅“主帅”地位的不满）。
1936年4月，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在上海采访鲁迅，问及左联情况时，鲁迅说：“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这次采访内容随后在《改造》期刊公开发表。
鲁迅拒绝加入1936年6月7日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另外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鲁迅写信称“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扩展资料：
中国共产党成立此一文学组织，目的是与中国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左联的旗帜人物是鲁迅。
左联是1930年10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的团体成员，先后参加“文总”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盟”）、
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记联”）以及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教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音乐小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及中共电影小组）、中国普罗世界语者同盟（世界语小组）等8个团体。阳翰笙任“文总”党团书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并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东京设立分会。领导成员有鲁迅、沈端先（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起应（周扬）等。“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曾有组织有计划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研究，批判各种错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提倡革命文学创作，进行文艺大众化的探讨，培养了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它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领导革命文学工作者和进步作家，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粉碎这种“围剿”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受到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此，鲁迅曾进行过原则性的批评。1935年底，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
1928年，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除郭沫若、成仿吾等外，又加入了新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人。该社除出版《创造月刊》、《洪水》外，又出版了一种刊物《文化批判》。和创造社同时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还有太阳社。它的主要成员是蒋光慈、钱杏村、孟超等人。该社出版过《太阳月刊》、《海燕周刊》。《太阳月刊》停办后，又创办《新流月刊》。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在鲁迅、茅盾和创造社、太阳社的团结基础上，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2月16日，鲁迅、瞿秋白等在上海成立“组织国内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委员会”。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有：鲁迅、茅盾、郁达夫（不久即退出）、周扬、沈端先（夏衍）、画室（冯雪峰）、钱杏邨、蒋光慈、冯乃超、田汉、李初梨、柔石等50余人。
“左联”在全国各重要地区建立了分部，展开了工作，先后主办的刊物有《萌芽》、《拓荒者》、《现代小说》、《北斗》、《前哨》、《大众文艺》、《文学月报》、《文艺新闻》《新文艺讲座》等。
在“左联”成立不到一年，青年共产党员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被敌人秘密枪杀。鲁迅说这些被害的同志是用他们的鲜血，写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篇文章。“永远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不断的斗争”。
从1931年夏天起，瞿秋白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并和鲁迅成为亲密的战友。他们并肩战斗，对于“左联”成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起了巨大的作用。1936年初，为了适应抗日救亡的新形势，左联宣布自动解散。
2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自己的艺术人才，在此创办了“中华艺术大学”。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此举行。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现代文艺团体。简称“左联”。1928至1929年间的革命文学论争，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高了革命作家的思想理论水平。通过论争，各方的观点逐渐接近，提倡和发展普罗（英语proletariate音译“普罗利塔利亚”的简称，意为“无产阶级”）文学成为他们的共同要求，资产阶级文艺家对于革命文学的攻击，从另一个方面促使革命作家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有力地进行文艺思想斗争；苏联的“拉普”（全称“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日本的“纳普”（全称“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和“革命文学国际局”先后成立，也对中国革命作家的联合起了推动作用。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及其由于论争而暴露出来的弱点，引起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视，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帮助革命作家成立联合的团体。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的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到会的有冯乃超、华汉（阳翰笙）、龚冰庐、孟超、莞尔、邱韵铎、沈端先（夏衍）、潘汉年、周全平、洪灵菲、戴平万、钱杏邨（阿英）、鲁迅、画室（冯雪峰）、黄素、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陶晶孙、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镜我、柔石、林伯修（杜国庠）、王一榴、沈叶沉、冯宪章、许幸之等40余人。最初的盟员共50余人。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两人为候补委员。鲁迅在会上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强调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他对左联工作提出四点意见：“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左联一成立，立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如取缔“左联”组织，通缉左联盟员，颁布各种法令条例，封闭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检查稿件，拘捕刑讯，秘密杀戮革命文艺工作者等。人们习惯称为“左联五烈士”的李伟森（李求实，左翼文化工作者，不是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就是1931年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但左联仍顽强战斗，除上海总盟外，还先后建立了北平左联（又称北方左联）、东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组、广州小组、南京小组、武汉小组等地区组织。参加左联的成员，也不限于文化工作者，还扩大到教师、学生、职员、工人，盟员总数达数百人。
左联的领导机构，起初是常务委员会，后改称执行委员会（或两者同时并存），设秘书处，有行政书记负责日常工作。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编辑部、出版部、创作批评委员会、大众文艺委员会、国际联络委员会等。担任过左联领导工作的，除成立大会选出的常务委员之外，后来还有茅盾、冯雪峰、柔石、丁玲、胡风、以群、任白戈、夏征农、徐懋庸、何家槐、林淡秋等。左联内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团”，先后担任党团书记的有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等。在组织上，左联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
左联与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建立了联系，1930年11月，左联派萧三作为代表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中国支部。
左联先后创办的机关刊物有《萌芽月刊》、《拓荒者》（二刊系接办）、《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第2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文艺群众》、《文学月报》、《文学新地》等等；还秘密发行了《秘书处消息》和《文学生活》；并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办《每周文学》。另外有外围刊物《文艺新闻》。北平左联机关刊物有《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等。东京分盟办有《东流》、《新诗歌》、《杂文》（后改名《质文》）。左联盟员以个人名义编辑的刊物有《无名文艺》（叶紫、陈企霞）、《文艺》（周文、刘丹）、《春光》（庄启东、陈君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聂绀弩）、《译文》（鲁迅，后为黄源）、《太白》（陈望道）、《新小说》（郑君平，即郑伯奇）等。左联领导的中国诗歌会有会刊《新诗歌》。
左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都做了不少翻译介绍工作。左联从一开始就重视理论批评工作，其成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对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及“论语派”等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进行了批评。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他们很重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先后在《大众文艺》、《拓荒者》、《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文学月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展开热烈讨论，形成很有声势的文艺大众化运动。
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革命作家在左联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他和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以其思想上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叶紫、周文、蒋牧良、艾青、蒲风、聂绀弩、徐懋庸等一批文学新人。他们给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成为30年代文坛上活跃的力量。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还在于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工人群众对资本家剥削的猛烈反抗成为许多作品描写的内容。农村生活和斗争的题材也进入了许多作家的创作视野，不少作品以真实生动的艺术画幅反映了农村贫困破产的景象，显示了广大农民的觉醒和斗争。此外，30年代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真实、集中的反映。所有这些作品都体现着强烈而鲜明的时代色彩。
由于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反映在创作中，不少作品内容上染有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有些作品还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对此，鲁迅曾进行过中肯而切实的批评。1936年春，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
左联在国民党政府残酷压迫下顽强战斗了6个年头，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军事上的反“围剿”斗争。左联培养了一支坚强的革命文艺大军，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建国以后的人民文艺事业准备了一批骨干人才。左联为建设人民大众的革命文艺作出了卓越贡献。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