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选拔了两个年轻将领——英王陈玉成 ，忠王李秀成。
陈玉成 (1837—1862)太平天国将领。广西藤县人。l4岁随叔父参加金田起义。清咸丰四年（1854年）随西征军攻破武昌，升任殿右三十检点。同年反攻岳州，转战湖北黄州（今黄冈）、蕲州等地，扭转了西战场形势。后在随州（今随县）斩清将扎拉芬。在应山大败清将孔广顺。再回师救庐州、芜湖。 1856年驰援镇江，攻破清军江北大营。次年晋封成天豫等职。1858年9月与李秀成合军再破江北大营,旋在三河镇大败湘军。次年封英王。1861年安庆失陷后退据庐州（今合肥）,还思进取。次年庐州陷落,应苗沛霖之邀北上寿州（今安徽寿县）,被苗诱捕。6月在押解赴京途中于河南延津就义。
李秀成 （1823—1864）太平天国将领。或作寿成。原名以文,广西藤县人。1851年参加太平军。1858年9月与陈玉成合军击破江北大营,旋在三河镇重创湘军。次年晋封忠王。1860年配合诸军击溃江南大营,后率军三次进攻上海。1864年天京(今南京)沦陷后护卫幼天王出走时被俘。8月7日于南京殉难。
有必要重点说一下李秀成的结局。 李秀成(1823年—1864年)，广西藤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851年，他参加太平军。1853年，定都天京以后，杨秀清保举他为右四军帅，不久又被升任为后四监军，驻防天京城外高桥。同年秋，李秀成跟随石达开去安徽“巡查民务”，得到石达开的“见爱”。1856年，他在救镇江和破江南大营战中立功，被委为地官副丞相。1857年10月，他被封为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他曾请求洪秀全“仍重用于翼王，不用于安、福王”，遭到严斥并革除封爵。1858年，他任后军主将，和陈玉成等一起主持军事工作。第二年，被封为忠王。1860年夏，李秀成又和陈玉成、李世贤再次大破江南大营，先后攻占常州、苏州、嘉兴、松江等地。不久，李秀成率领一支太平军攻到上海近郊。第二年1月，他再次率军进攻上海。由于天京告急，6月撤兵回救。1863年，天京形势十分危急。李秀成从丹阳回天京，力劝洪秀全“让城别走”。洪秀全不听。1864年天京陷落后，李秀成被俘，被曾国藩处死。
事实是被俘后严刑写自白，护幼主，被处死。
推荐一篇文章：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宋代词人辛弃疾的这一句话说出了古往今来身负社稷重任的名臣们的终怀夙愿。但对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而言，这个愿望注定要在他身上落空。
他所接手的事业，不是南王冯云山运筹中如日初生的起义军，也不是东王杨秀清治理下欣欣向荣的太平天国，而是经历了天京之变腥风血雨后的残山剩水。天朝的子民信仰动摇人心涣散，天朝的敌人清军在与他们作战七八年后变得愈来愈狡猾老练，在加上原本在敌友间踌躇，终于发现与自己崇拜的根本是两个神的西方侵略者，也露出了更为狰狞的面目。李秀成所有的辉煌也只能是日落前最后的灿烂。太平号巨轮已受重创，正一尺一尺地下沉，他是不肯弃船而去的水手，含泪让海水淹没了自己。这样的结局若能得后人尊一声“失败的英雄”多少也算个安慰奖。可是，他的生命结束于一百叁十多年前一场傍晚的酷刑，他的名声却在一百多年后仍受着无情的凌迟。
几支秃笔一本帐簿，九日疾书五六万言，不管他有多少动心忍性，委婉曲折的秘计藏在“忠王自述”的字里行间，俯拾皆是的卑言谀词仍使读者触目惊心。李秀成的一生象一支雄阔悲壮的乐曲，由他领导的天京保卫战已将它推到高潮，听众的情绪被调动，眼中蓄满的热泪只待在最后一个高昂的音符中夺眶而出。突然，变奏出现了。人人都会有从云霄一脚踏空，堕入泥沼的感觉。白纸黑字，青史昭昭，李秀成与同样殉国的战友们的命运从此判若云泥，承受着千般推测万种评论。褒贬之下的个人形象，如一张照片连同它的底片。至少，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他有了一个永不寂寞的“身后名”。
虽然象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那样，纯净教义，拘捕异端，并将之送上火刑柱的机构已不复存在，但“历史审判席”并非完全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是报上书中连篇累牍的口诛笔伐，它的裁决是历史的终审，它能让已死的人再死一次，所谓“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它让一切敢于提出异议的人也逃不了株连的命运。这就是头顶上曾经盘旋着政治风云的史学界，单纯地相信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可以用一枚硬币来区分——正面和反面。
李秀成虽有广西同乡罗尔纲先生为他不辍辩护，一篇“李秀成伪降考”是平生苦作，一本《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从青春注到自首，但是不幸遇上学棍戚本禹，运笔如刀，一贯以学术讨论夹杂道德拷问。一篇“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挑起了一九六四年秋至一九六五春夏间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报刊大讨论，最终把他定性为叛徒。至此，无人相信他文中的那些卑婉言词是洒在毒蛋糕上的糖霜，诱使曾国藩相信他的话——放弃追杀幼天王，阻截太平军余部以及掘取天京窖藏金银。一时间，“忠王不忠”的言论甚嚣尘上，至今中小学教材中仍采纳他属“变节”的观点。尤其是出版于一九七二年的一本普及性历史读物《陈玉成》，更以抬高英王压低忠王的手法抹煞他的功绩，恶意攻击中所用辱蔑之词几近谩骂。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学术界奉旨作文的现象从中可见一斑。
习惯于用传统道德构成的标准像框来诠释历史人物的研究者，一定会发现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棘手之处。鲁迅先生曾称，中国历来缺少“抚哭叛徒的吊客”， 实际上是无人有担此称号的勇气。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或是不留情面地把他批成个彻头彻尾的叛徒，不让爱恨有任何交织的可能，或是根本否认他是个叛徒。
在前者的眼中，以阶级成分而论，李秀成若不是出身还好，属于“种山帮工就食”的贫下中农，差一点就成了象北王韦昌辉一样“混进革命队伍的坏分子”。但是他在苏福省推行的是保护地主阶级的投降主义政策；以纳王郜云官为首的苏州叛变集团几乎囊括了他手下全部主要将领；天京沦陷前，他出于私谊保释密谋降清的松王陈德风和妻舅宋永祺；直至突围后随身携带的细软也成了罪证之一——别人浴血奋战，他却背着金银财宝逃跑。被俘后的自供更为他的一生打上了个虽不光彩但顺理成章的句号。至于他曾临难让马于幼天王，舍身断后掩护幼天王脱险等情况则可以忽略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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