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存在是以其“生命”为基本显现的，所以生存哲学的根本意涉是“生”的哲学。而人的“生”是一个蕴含了物理、生理、心理、法理、伦理等多界面问题的综合性概念，因而有物质的“生”和精神的“生”、有个体的“生”和群体的“生”、有合法的“生”和违法的“生”、有崇高的“生”和卑下的“生”，等等。但人“生”的基本质态是什么？人又是怎样来获得“生”的意义？“共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尤其是当人类肆意与自然对抗而自食其苦果、个体又肆意与同类相残而自毁时，共生共存就成为现代人的理性选择和道德期待，也必然成为现代人生存方式的基本质态。
共生是宇宙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如当某植物单独生长时，会枯萎、死亡，但当它同另一种植物共同生长时，却长得生机勃勃。动物学家们发现，越是动物云集的地方，动物的生命力就越旺盛。科学史的大量事实也表明，多数科学家在孤独一人时往往会停滞而无生气，而在群集中就会相互发生一种类似共生的作用。“共生”问题是一个早已存在但到今天才凸现出来的问题。特别是，围绕着地球环境遭破坏等问题，人们早就开始谈论“人与自然的共生”；冷战后深刻的民族纷争，正使“异民族的共生”成为切实的问题；当异文化的交往而导致文化互损时，“异文化的共生”就成为共同呼声；残酷的社会竞争又使人们从紧张感和无奈感中深思熟虑着“人际共生”的价值。
“共生”这一用语已经成为现代的一种流行语，但其标准含义有待进一步精确，特别是在生存哲学意义上。我们讲的“共生共存”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共生”有本质上的差异。自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确立之后，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中，不论是在生物界，还是人类社会，甚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生存斗争”的基调、人类活动方式几乎是一种“征服方式”，整个世界只有斗争才能生存。生物界有时也讲“共生”，那只不过被理解为“被封闭的共生共荣的系统”罢了。这完全是一种生态学上的“共生”，即“共栖”状态，它是一种基于利害关系一致的密切协作关系，其它不同物种的生存方式不可能参与其中。而我们所说的“共生”，“是向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它不是限于内部和睦的共存共荣，而是相互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之自由活动和参与的机会，积极地建立起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结合。”（《共生的理想》尾天周二著，卞崇道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共生”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理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在本性上是社会的、共同的存在，这句话意味着人完全不能过个别的、分散的、孤立的生活，不能没有自己所属的某种共同体或集团。但人通常不能不同时营造这样的社会生活，即与另外的种种层次和意义上不同的共同体和集团保持着某种关系。”（同上书第132页）人的社会性存在本质，决定了人必须是在群体中生存和发展。共生对人类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即人们在保持适度竞争的同时又不失彼此相助。
人际共生对个体而言是一种外在的必然性要求。个体无论是为了群体利益还是为了自身利益，都需要保持一种友善和同情。尽管霍布斯断言“人对人就像狼一样”，但他也是为了人的共生，即为了互不吃掉对方，就必须制定一些大家都遵守的规则，他只不过是把丑话说在前头而已。人的共生状态，就会使人对同类产生亲近感和友爱，在必要时还会产生自我牺牲的崇高感。
当然，人类的共生状态是同人类的自我意识不可分的，即共生是人自我需要的产物，是自求的结果。人的存在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大舞台乃是角色自我赖以生存、发展、创造、表现的“基地”。这就是说，所有个体的“自我”，都是以其社会性作为本质特征的，自我表现就其内容而言，也只不过是移入个人头脑中的社会观念。我们只有认识自我的社会性，才能真正认清自我的价值，才能使自我表现获得“共生效应”。
目前，人们对“普遍伦理”的呼唤，也证明了人类对共生的理性自觉和道德需求。普遍伦理涉及到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全球化问题的日益严重，不少组织和个人开始寻求建立“普遍伦理”的种种努力。这种努力不是主观臆断，而是有其客观性基础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渐成为现实，全人类的共同生活领域也在延伸和扩大，诸多国际性或跨国性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的建立及其日趋活跃的事实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正是基于人类这样一种“共同的生活”领域的扩大，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彼此依赖、相依为命、共生共存的，这种共生感的提升，就会构成一种对人类“共同利益”的普遍维护和对整体生存的责任意识。共同的生活源于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利益需求会形成共同的生活意识和生活方式，这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无法割断的生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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