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叛逆”是法国社会文学家埃斯卡皮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一书中针对文学交际提出来的，他解释道：“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反映在翻译过程当中，便是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最后他总结为一句话：“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也就是说，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背离原作的初衷，增减、修改，甚至于杜撰原作内容，无疑是对原作的背离，但是，这种做法又赋予了原作一个新的面貌，成为一种再创造。但是，这种创造性不是任意的，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不允许对原文内容任意增删、篡改，以至损伤原文意境。编辑本段成语出处
罗贝尔·埃斯卡皮（1918--2000），法国人，毕业与巴黎高级师范学院，攻读英国文学和古希腊文学，文学家、批评家、记者，作家。对于埃斯卡皮，不得不说完全陌生，几乎名字都没听过，更不知道要把他放在哪个学科内。
阅读文献为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的节选，第五章，发表行为。该章共分为三节：发表与创作；历史的发展；出版职能。总体而言，作者是在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学。首先解释什么是发表行为。“为了繁衍一部目的在于发表的文学作品，可以运用种种手段，而其中最新出版的、也是运用得最广泛的手段就是经过印刷的、或不是印刷出来的书籍；不过，书籍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在此，作者论述的发表行为，是广义的发表，即文化产品或作品的公之于众。
“发表”一词在词源上有供众人支配的意思，在18世纪还含有“拍卖”的意思，专门用于不动产。对词源的考察大概可以说明两点，第一，发表是一项众人参与的活动，第二，发表包含有某种价值交换。
发表是“通过将作品交给他人以达到完善作品的目的”，“为了使一部作品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现象，成为创造物，就必须使它同自己的创造者脱离”，所以，对一部作品而言，作者完成写作部分并不是作品的终结，它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它要将自己置身于广阔的社会中，与人群接触，才能完整。由此便可看出文学社会学同传统文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后者专注于作品本身及作者，在被指称为“文学”的狭小视域中进行研究，前者则是把文学作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一个环节来考量。这一点在第三节出版职能中将得到更为直观的展示。
第二节，历史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论述发表的历史。发表的内容经历的口头--手抄--印刷三个阶段，这也正是媒介发展的三个阶段。出版开始时规模不大，但如作者所说，这几百册却把“出版的理念付诸实现并成为实体”，誊写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印刷术的发明，是原本落后的技术在追赶观念。“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发表（也就是供众人支配）就比出版更引起重视。”老师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印刷术使一本书出版变得很容易，而要为这本书寻找读者则没那么容易，也就是说，“发表”并不容易，因而得到重视。为了使一部作品发表出去，就需要广告，需要商业运作，需要出版商这个“助产士”，虽然他所能做的并不多。在整个出版活动中，或许是经历了这样的一种变化，重点在印刷术--出版--发表之间依次转移，最终落脚点在寻找读者。将作品发表出去既是出版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不过，这时出版者的角色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正是企业家将印刷者的只能姜维专事印刷技术，又将书商的职能缩减为专事买卖，他自己首创了出版社，他在其中协调书籍的生产和销售，协同作者及各种分包商共商出版事宜，并从全局出版，将各个孤立的发表行为纳入企业的总方针。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经营取代了手工业的经营。”
以上文字清晰呈现了现代出版商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扩散到出版领域，分工细化，经营管理开始独立，企业家变得大权在握。书的商品属性开始凸显。
第三节出版职能部分，作者把出版活动概括为三个程序：挑选、生产、发行。三个程序对应三个部门：文学编审委员会，生产办公室，发行部。“出版的唯一问题是将个人的行为引向集体生活，而我们在上面列举的每一项技术职能，都应符合个人与集体之间的某种关系。”这就是伴随出版过程始终的对观念上的读者的揣测。
出版职能部分总体而言是在讲出版商在出版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这个角色的工作就是协调观念上的读者和实际读者之间的矛盾，企图使二者达到最大程度上的吻合。由此便产生了判断一本书的标准。这本书好吗？这本书卖得出去吗？在出版商看开，读者是审判官，是裁决者，所以他们从读者找作者。
这一点尤为明显的是在大众阅读领域。“牲口棚”一词生动的展现出作者地位的丧失。栖身于出版商的“牲口棚”的作家就是进行模式化写作，也就是“攒书”。只要按照时下流行的语言风格、故事模式、人物设置进行写作即可，个人创造性在此是多余而无益的。比这高端一点的就是，出版商引导读者，使读者大众养成习惯，以此来左右读者。典型的就“拜伦主义”。
剩下的文段就是在集中论述观念上的读者，或者说理论上的读者在并不出场的情况下如何成为出版商心中唯一惦念的人。首先，挑选是按照读者的品味和喜好，全部挑选工作有两个前提，一个是“观念上存在的读者”，另一个是“作家的样本”，“出版商所指挥的整个文学活动就是在这两个预先确定了的群体之间以封闭的形式展开。”在生长阶段，纸张、开本、插图、装帧，无一不是以投读者所好为宗旨，因为，“卖不出去的产品比原材料还不值钱”。发行更是直接与理论上的读者接触，把一切可能的读者转化为现实的读者。在此，作者略具了各种促进销售的广告手段，如新书目录、“专栏记者”文章、评奖活动等。
至此，作者终于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的出版商制度，该制度具有失控的可能。预测终究不能精准，资本主义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得“出版商对自己的新生儿的命运的并不比助产士具有更积极的多的影响”。
所选文段的结尾十分有趣：相反，他的消极影响却相当大，因为由他生产出来的书籍只在一定的社会圈子里享有受到严格限制的虚假的自由，这些书籍正是为了满足这一社会圈子的需要才降生于世的。
第五章所论述的是社会学视野下的出版状况，作者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版，与其说作者是在关注作为物质的文学，不如更直接的说他偏向于关注作为商品的文学。另外，文中提到的“理论上存在的读者大众”，其实带有浓厚的工业文明色彩。出版商心心念念的读者，并没有被看做是带有主动性的个体。他们不是跟随大众的步调，就是中了出版商的“圈套”。看上去，他们并不能决定自己读什么。
参考资料
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