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西班牙文：Che Guevar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或简单称切（El Che 或 Che），本名埃内斯托·格瓦拉（Ernesto Guevara）全名埃内斯托·拉斐尔·格瓦拉·德·拉·塞尔纳（西班牙语：Ernesto Rafael Guevara de la Serna，是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医师、作家、游击队队长、军事理论家、国际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自切死后，他的肖像已成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全球流行文化的标志，同时也是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
身为年轻的医学系学生，格瓦拉游历了整个拉丁美洲，并因亲眼目睹了贫穷的无所不在而深感震撼。他在这些旅行中的所见所闻，使他断定各地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结果，唯一的补救方法便是进行世界革命。这个信仰激励他介入了危地马拉在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统治下的社会改革；阿本斯最终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在美国中情局暗中策动下被推翻，结束了危地马拉当时不同凡响的意识形态。后来，格瓦拉在墨西哥市结识了劳尔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加入他们的七二六运动，怀抱着推翻亲美的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理想、乘着格拉玛号闯入古巴。格瓦拉不久便在起义者间展崭露头角，晋升为副指挥官，并在为期二年、成功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游击战役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古巴革命成功后，格瓦拉在新政府担任了数个要角。包括再审革命法庭期间被列为战犯者的申诉与行刑队、以工业部长身分实施土地改革、担任国家银行行长及古巴军队教学主任之职，并以宣扬古巴社会主义的外交家之名横越地球。而格瓦拉所训练的民兵部队也在猪湾入侵击退了美军，并为古巴带来了苏联核武弹道导弹，其随后在1962年引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另外，他也是文笔锋利、创作丰富的作家与日记作者，著有影响深远的游击战指南，及关于他横越南美洲的青年摩托车旅行的畅销自传。格瓦拉于1965年离开古巴，依序前往刚果-金沙萨及玻利维亚煽动革命，前者失败，而格瓦拉到了玻利维亚后，被当地由中央情报局协助的军队逮捕，并遭处决。
格瓦拉是名荣辱参半的历史人物，亦常现身于传记、回忆录、文章、纪录片、歌曲及电影的题材，其共同想像普遍呈现两极化。《时代》杂志将格瓦拉选入二十世纪百大影响力人物，并登上阿尔贝托·柯尔达为他拍摄、命名为《英勇的游击队员》的照片，被美誉为“世上最知名的照片”。
格瓦拉死后，随着他的尸体的照片的传播，格瓦拉的事迹也开始广泛为人所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抗议将其杀害的示威，同时出现了许多颂扬他，和记录他生平以及死亡的文学作品。即便是一些对格瓦拉共产主义理想嗤之以鼻的自由人士也对其自我牺牲精神表达了由衷的钦佩。他之所以被广大西方年青人与其他革命者区别对待，原因就在于他为了全世界的革命事业而毅然放弃舒适的家境。当他在古巴大权在握时，他又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高官厚禄，重返革命战场，并战斗直至牺牲。
特别是在60年代晚期，在中东和西方的年轻人中，他成为一个公众偶想化的革命的象征和左翼政治理想的代名词。一幅由著名摄影师阿尔贝托·科尔达在1960年为切·格瓦拉拍摄的生动的肖像照片迅速成为20世纪最知名的图片之一。而这幅格瓦拉的人像，也被简化并复制成为许多商品（比如T恤衫、海报和棒球帽）上的图案。格瓦拉的声望甚至延伸到了舞台上，在蒂姆·莱斯和安德鲁·洛伊·韦伯的音乐剧《贝隆夫人》中他成为了旁白者。该音乐剧讲述了格瓦拉由于胡安·贝隆的受贿和专制，而对贝隆夫人和她的丈夫感到失望。这个旁白者的角色是虚构的，因为格瓦拉与贝隆夫人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物，而且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与埃娃·贝隆有关的事情是他在孩提时代曾经给贝隆夫人写过信，信中向贝隆夫人索取一辆吉普车。
格瓦拉的遗体，同其他六个一同在玻利维亚战斗的同志的遗体一道，于1997年被安置于一个叫埃内斯托·格瓦拉司令广场（Plaza Comandante Ernesto Guevara）特别的陵墓之中。该陵墓位于古巴圣克拉拉，2004年，大约205,832人参观了格瓦拉的陵墓，其中127,597人是外国人，包括来自美国、阿根廷、加拿大、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游客。该处陈列了格瓦拉写给卡斯特罗的道别信（信中，格瓦拉宣称他将切断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运动）的原稿。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称许格瓦拉是“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格瓦拉的支持者认为，格瓦拉被证明是继拉美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西蒙·玻利瓦尔之后，拉丁美洲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格瓦拉无疑是拉丁美洲桀骜不驯、浪漫骑士化的游击战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继承人，在他前面则是卡兰萨、潘乔·比利亚和帕萨塔。当这个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端起长矛时，曼德拉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南非律师，南美洲诸多国家仍然是个分裂的前殖民地国家，整个拉丁美洲被形形色色的军人独裁政府占据。在他死后，拉美的革命游击战争再没有能达到他期望的效果和高度。里吉斯·德布雷在《革命的革命》中强调，缺乏长期系统化的农村动员和结构严密的干部队伍，精英化、具备高度献身精神的起义者只是丛林中的一撮暴乱分子。1964年，阿根廷军政府消灭了马蒂赛游击队；60年代末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因新总统雷奥尼的政治宽容改革而分崩离析，在哥伦比亚，“黑色骑士”费尔明·查理和“神枪手”马鲁兰达创立的“民族革命武装”也因既没有系统的土地分配纲领，也不愿意动员印第安原住民，始终未能摆脱殖民时代的盗匪形象。1968年，秘鲁游击运动领导人约瑟夫·汉森在第四国际大会上承认，拉丁美洲的游击革命主义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它孤军作战，在国内无法发动农民，无法和教会、知识分子、工人达成任何一致，在国际上从未得到过莫斯科或哈瓦那的支持。
格瓦拉的牺牲与古巴式武装输出革命模式的暂时失败，反而激发着拉美乃至整个发展中世界对于经济、政治、社会公正的追求。从60年代中期开始席卷拉美的“解放神学”运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切的“新人”观念影响，智利的弗雷斯诺·红衣主教与尼加拉瓜的布拉沃主教，分别成为桑地诺、皮诺切特等军事独裁者最有威胁、最激烈的反对派领袖。而巴西的卢拉·席尔瓦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则把在拉美湮没已久的“民众主义”，与格瓦拉式的社会平均分配理想重新拾起，当作反击国际经济贸易不平等和自身经济结构恶化的全新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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